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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撤与不撤
[凌乱的广场，倒塌的帐篷，遍地的垃圾]
解说词
到五月下旬，学生已经处于财力耗尽、管理混乱、士气低落的境地。
广场也一天比一天肮脏。
一批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各界联席会议。
参加者包括工人和市民组 织、学生高自联、以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自从五月二十三日以来，联席会议经常召开。
会议召集人是王丹。
五月二十七号的联席会议上，首先是我们想听一听广场上的情况，当时柴玲和封从德参加了。他们介绍了广场上的一些情况，给我们的印象是比较乱，山头林立，卫生和人员比较混杂。这么长期僵持，大家已经开始普遍觉得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所以在会上就拟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全体通过的。包括柴玲在内。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决议——当时我自己拿着这个决议就到了广场上去，然后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广场记者招待会，王丹宣读会议决议]
王丹（在广场记者招待会上）
为了避免以非理性的方式来对抗极端非理性的政府，主动创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条件，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在五月三十日，戒严令颁布第十天暂告一段落。
王丹
当时在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李禄表示了反对意见。然后柴玲也同意，重新表示反对。
柴玲
二十七号的决议是所谓“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么大的危害力。当时兴奋点集中于有些人要通过运动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
王丹
很遗憾的就是，当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辩论。尽管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拿出，但是面对这样的理由，我们觉得我们在感性上不是很能压倒对方。所以就没有进行过多的争论和过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失责的地方。我觉得我对广场事务已经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而且我也不可能发挥作用，那我还不如做我能做的工作，比如说联席会议，或是北大校内的民主建设工作。
[广场的晚霞映照着残破的旗帜]
封丛德
为什么很多同学想待在天安门？我们的目的是唤醒人民，因为天安门是整个共和国的象征。我们在这里行动，那么多待一天，多待一个小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在全国各地都会知道——你看毕竟有很多人，还是敢于起来反抗。当时基本上是每天晚上有一个营地联席会议，诸如此类的各校代表，两三百号人在那里讨论。撤不撤，每天晚上差不多都是一个主题，但是每次----我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不撤。所以通过这种组织原则，是不可能撤下来的。
[夜晚，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封从德主持]
[消沉的学生坐在帐篷里]
解说词
广场上的人群在经常流动：对广场上种种作法不认同的人纷纷离去，而热情的新人又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赶来。只要投票，总是多数的人赞成坚守，因 为那些想走的人早就用脚投了票。
[香港跑马场举行大型募捐音乐会]
解说词
五月二十七日，香港举行了长达十二小时的大型音乐会，为北京的运动筹 来了巨款。
[夜晚，人们在广场上竭力搬运帐篷包等物资]
解说词
第一批来自香港的帐篷和物资当晚运到了广场。
此后援助还会不断到来。
[柴玲站在高处感谢香港支援]
柴玲
我是柴玲，现在是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的总指挥。
我们要以全球的华人的力量来抗议戒严！
戒严，四天戒不了，十天戒不了，一年戒不了，一百年也戒不了！
柴玲（在广场）
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坚决打倒以李鹏为首的伪中央！
[众人鼓掌叫好]
解说词
将斗争转移到校园里的建议被柴玲顶了回去。
她再次站到那些坚持要留在广场的人一边。
第二天上午，她找到了美国自由撰稿记者金培力。
[柴玲与金培力在北京外交公寓的一间居室内见面]
柴玲
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业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
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
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撤回原地的话，他们就会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的先进的领袖，还有一些党内的、军内的、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邓小平就说了：有极少数人，党内有，社会上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哽咽）
记者
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
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
为什么呢？
柴玲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
解说词
在采访结束之后，柴玲委托这位美国记者将采访录像向全世界公布。
她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学生雕塑民主女神像]
解说词
那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正在给他们塑造的民主女神像作最后的加工。
[夜晚，民主女神像运到广场，众人欢呼，镁光灯闪烁]
解说词
第二天晚上，在民主女神像被人们簇拥着运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位记者在广场的帐篷中采访了柴玲。
她又改变主意要留下了。
[柴玲在红帐篷中接受记者采访]
柴玲
我提出辞呈后，听到方方面面的意见，他们认为，我现在提出辞职不太合适。理由是因为我已经在同学中有相当的威信，而且在这个大家军心都不太稳定的时候提出辞职可能会有些影响。考虑到这个方面，我想我还是再继续、就是先留下来，同时作适当的休息，等待把新的一套体制建立起来。
记者
你是否想到今后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推动目前的运动呢？
柴玲
对，我有这样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工作的重点已经不在广场了，而应是在全国各地上。本来我有一点心愿，我想我很希望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甚至有可能到香港或别的地方看一看，究竟外面是怎么一种局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然后决定广场这个战役究竟应该打多久，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日出中的民主女神像面对天安门上毛泽东的画像]
解说词
民主女神矗立在天安门前，在毛泽东像的正前方。
毛泽东也提倡过“民主”，而且是“大民主” 。
[在民主女神像前打着“V”型手势留影的孩子]
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又由谁来决定她的含义？
如果她真的来到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至少有这样的可能：那时候人们会发现，她的面孔并不陌生 。
[天安门上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
吴国光
被毛泽东禁锢的那套东西，那种想问题的方式，十年来，虽然有些裂缝，但是整个民族想问题的方式还没有更新。一两百年的过程中，中国人流了无数的血，中国人的勇气是鼓了一次又一次。用了两百年，这个民族的勇气到现在并没有消耗，他还在不断争取自己理想的东西。但是最后带来的都是悲剧，最后带来的都是理想的破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缺的倒不是理想，中国人缺的就是用一个什么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中国人缺的不是勇气，缺的是实现这个勇气所想往的那个目标的智慧；中国人缺的不是一个心，中国人缺的是脑子。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有一个脑子，就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死了以后，现在十几亿人的脑子要恢复功能，脑子它要恢复，要比胃要慢得多，我想。
[广场上成排的崭新帐篷，吉他声]
解说词
来自香港的耀眼帐篷及大量物资虽然很能鼓舞士气，却无法赋予运动新的目标和方向。
[封从德、柴玲、李禄在宾馆与香港电影导演岑建勋等人会面]
封丛德
我们对香港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我们有了这种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得到了更大的增强。
[记者用英语问岑建勋]
记者
香港的这些钱是怎样筹到的？
岑建勋
有很多办法。如我们开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音乐会就募了一千四百万港币，还有电话募捐等其它许多途径。香港学生会也募集了一千多万。总数相当可观 。
解说词
然而金钱却平息不了广场上的夺利争权。
[广场上柴玲、封从德讲述被绑架过程]
封丛德（在广场上接受记者采访）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早上四点钟，我正和柴玲在广场的帐篷里休息，闯进来四、五个人，就用两条毛巾堵住我们的嘴，并且捆在头上，准备带我们走。后来我挣脱了…
柴玲
我跟我爱人拼命挣扎，我们喊：“我是柴玲！”“我是封丛德！”“我们是总指挥，有人要绑架我们！”同学们及时来营救，才得以幸免。是这样的。
[记者采访高外联的陈威]
记者
不过昨天柴玲确实说陈威在绑架她的人里面。
陈威
我具体不知道绑架这个事件，但我在这之前，我听到一些反映，一些底下同学，特别是绝食团同学的反映。他们对柴玲、李禄、封从德同学，几位领导同志吧，他们的工作中的失误以及财务上的混乱表示了很大的意见。他们可能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这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但是他们采取这种方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因为这本身是对于人格的一种污辱，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们本来还可以采取其它的一些比较和平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嘛。
记者
请柴玲同学，请你说一说你对这一次绑架的原因，你怀疑是什么人？
柴玲
我想，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买学生中的一些变节分子，主要他们想大力地破坏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整个葬送我们这场学运。
梁晓燕
我觉得继续这么坚持下去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我觉得这对学生不好。我有一个原来的朋友，也是一个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他上我家来。我说我每天去广场，我要去把我的学生劝回来；他说，“我觉得学生不应该回来。”
我说：“为什么？”我当然觉得比较吃惊。
他说：“他们挡在前面，我们才会没有危险；学生只要一撤，政府绝对对知识分子下手！”
后来当时我就气了，我说：“喔，你让学生给你们去顶炮弹！你们有什么权利躲在后面?你去受受那个苦看，你成天好啊！一顿饭不拉，你在家里睡得舒舒服服，让别人在前面给你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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