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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 李兰菊 6.2武汉的学运 蔡崇国 |
6.3湖南学运 刘卫 6.4西安、兰州两地的学运 辛苦 |
6.1 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 李兰菊
香港学联开始参加八九民运，是在四二○惨案后派出的第一个六人赴京调查团。组团
有四个动机：一、了解学运性质，是否与八六年学运一样是无组织、短暂的运动；二、学
运的动机是否涉及政治斗争; 三、找出有代表性的领袖与组织，作为以后支持和捐助的对
象；四、了解官方对学运的态度和立场。
四月二十日下午到北京，赶及参加四二二悼念胡耀邦。当时，我是随团秘书，大家非
常兴奋，有一种中国人血浓于水的感觉。
四月二十二日去了北大和北师大，印象中见过常劲等北大同学，可是见不到王丹。北
师大见过吾尔开希和梁二等（梁二：还有张军）。两个自治会已成立，我们并从同学中了
解到，自治会是有代表性的，财务也有一定的监督，有相当的民主基础。
四月二十三日，见了港澳办和北京宣传部两个官员。他们对学生的良好愿望表示“理
解与同情”，其余时间都是在打官腔。因为行程紧张，（二十七日必须回香港汇报），我
就对见这些官员表示异议，认为更重要的是联络学生，了解他们的需要, 好回香港发动学
生与市民支持学运。团长周永恒与学联秘书长陶君行的回应是：我个人也希望这么做，可
是这不符合学联交给我们的任务; 而且也要考虑北京学生的安全：一旦外部力量加入的话
，北京政府就有了借口镇压，说学运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利用的。──这是根据一九八六
年学运的经验：当时，我们也派人到上海支持, 最后总结经验时，认为是帮了倒忙。所以
从一开始，学联的态度比较审慎。
四月二十四日，代表们去见全国学联，我去北大和北师大。我在北师大见了梁二，拿
了他们的章程和一些选举资料。会港后，我们就是靠这写资料初步认定北京学生是有组织、
倾向于民主程序地进行运动的。
四二六社论之后，我们有两个方案：一是马上返港组织学生与市民支持；二是在广场
拉起横幅，静坐绝食，抗议中国政府把学运打成“动乱”。后来在四月二十六日早上，陶
君行在北高联会议上，向北高联各位代表作了讲话：一、希望北高联尽快发展成有严谨架
构和纪律的组织，作为以后民运的基础。二、问在场的代表：香港同学应作何配合，如物
质与其它支援？三、我们正在考虑延迟离京, ── 一旦中国政府镇压（逮捕和驱散），
我们马上会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后来学联来指示：马上返港，发动声援。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我们透过电台呼吁到新华社门前示威抗议。两百多同学参加，已
十分瞩目，因为大家还要上学, 而平时对中国的事又很冷淡。四二七的胜利，震动了整个
香港。
后来在五四，我们发动另一次游行集会。这次有五千同学参加，这是史无前例的。自
从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后，舆论都说香港的学运已死，而五四的集会令香港的学运“复生”
，这是北京学运对香港学运的影响。
这以后，香港学联的工作就主动很多, 主要集中在募捐、街头宣传北京学运、向国内
ＦＡＸ学运消息、在机场请旅客向国内带报纸。很多同学主动来学联参加工作。
五月十五日，北京同学绝食第三天，香港同学也在新华社门前发动绝食。另外，十四
日，派出林耀强与陈清华组成第二个代表团到北京送钱，记得是四十万港币，后来因为与
上戒严，北京同学怕被捕后钱被涔悦皇铡?
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鹏宣布戒严，香港学联马上宣布停止绝食，在电台呼吁同学去新
华社门前集会抗议。呼吁播出不久，香港计程车工会宣布，郊区的计程车愿意免费送同学
去新华社抗议。两千多同学就在三号风球之下，大雨之中，高呼“学生爱国无罪”，“反
对镇压”，直到两点多，没有力气再喊为止。
就在这个晚上，港支联也初步成立，是全港性质的组织，当时左中右三派，包括台湾
和左派工会的力量都集合在一起。当时学联也是组织之一，帮助发动了五月二十日八号风
球的情况下，两万人游行的活动。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支联会有发动另一次游行，就是著名的“百万人游行”。香港人
口为六百万。
五月十八日开始，香港学联开始派人到国内重要城市串联，主要是上海和广州。我也
去了广州，香港学联和广州的同学发动了“省港澳大游行”，在二十二日，约五十万广州
学生与市民参加。当时，我也是负责人之一，那天越境参加游行的香港同学约两百多，人
数较少是因为要求参加者同意：如果被拒入境，我们就在海关静坐绝食，骂不还口，打不
还手。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学联派第三个代表团去北京，我是正式代表。有三个任务：一、
送捐款、帐篷和睡袋；二、协调北京学运的派别斗争和分裂（这是最困难的）；三、帮助
整治广场混乱的情况。捐款二十万给广场物资部，十七万给北高联，作为北高联组织发展
、以后领导民运，也包括地下工作的基金。后来程序是这样：交给物资部的香港学生黎洪
保管，北高联方面由梁二按各院校的需要分配。后来因为镇压就没给。其实梁二签了字，
但钱未拿。我不是管财务的，详细资料在香港学联都有记录。
为什么不把钱直接交给指挥部？香港学联有三个考虑：一、香港学联讨论认为，指挥
部没有基本合规格的民主程序产生；二、香港学联不承认指挥部是一个有代表性、有严谨
架构和有监督能力的一个组织, 因为它的民众基础是流动的, 就是说, 今天在广场上的同
学，未必就是昨天选出指挥部的选举人；三、一旦镇压，指挥部就会解散，广场工作人员
就没有一个组织来约束与监督。要强调一点：我们虽然不承认它的合法领导地位，可是我
们承认指挥部在广场上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后继续支持物资部（封从德：即香港
声援北京学运物资联络站）的原因。
五月二十五日一到北京，我们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主要对香港记者。除了解释我
们这次工作以外，也私下对记者要求，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没有证据时，不要轻
易报道有关贪污的新闻。这在香港是很大的忌讳：干预新闻自由，怀疑记者对事实的判断
能力。可是，我们考虑到当时不少记者已经有点感情用事，他们对广场的凌乱场面及学生
领袖的态度已非常不满，而他们的负面报道已引起香港市民怀疑学运的初衷、行为、能力
以及整个民运的意义，尤其北京学运内部分裂使舆论批评学生在进行权力斗争，学运已经
不是那么单纯了。香港学联与港支联就因此担忧学运会因此失败，这就是为什么香港学联
与港支联合力协调学生之间矛盾的原因。
记者会上，林耀强的话还没讲完，记者立即反弹，说：你们还把捐款交给学生？有的
很激动地说：学生还不撤退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你们支持他们在广场逗留下去，等于把
这次民主运动推向绝路！
记者会后，我们向香港学联报告这个情况，答复是：先把部分捐款交给北高联，因为
我们一直承认北高联的领导地位；对广场的支持，要等讨论结果。第二天有答复：按一贯
原则，不参加、不过问、不影响北京学生有关撤与不撤等策略性的决定。这是香港学联参
加北京学运的一贯原则。只是站在人道立场，我们继续支持广场工作, 于是将捐款交给物
资部。
后来在广场做了一个简单统计：访问三十位同学，全是外地来的，“如果没有香港物
资站的支持”，七人表示“不会留在广场”；四人“要看情形”；一人“拒绝回答”；十
六人“将坚持留下”。
之后就是协调工作，周旋在超华、梁二、柴玲、封从德、李禄几个人之间。希望你们
补充。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饭店见了北高联成员，包括吾尔开希、马少方、郑旭光、王
丹、杨涛、熊焱、梁二等，后来林耀强请吾尔开希、马少方吃了一顿饭，这就是“吾尔开
希大吃大喝”的新闻来源。
这次会后，我们初步了解了北高联与广场指挥部之间的矛盾。五月二十九日，我们四
代表和岑建勋见了柴玲、李禄、封从德，并尝试说服他们与北高联共同管理广场。
五月三十日晚，北高联王超华、梁二等与指挥部三人，在王府饭店见面。当时有了初
步共识。可是，北高联说，他们还需要回去开常委会通过。六月一日，北高联常委会否决
与指挥部合作，我们非常失望。
六月二日晚上，消息传出，郑旭光准备带一队纠察队强行接收广场。我们非常着急，
准备去广场阻止郑旭光的行动。这个行动如果发生，相信香港的捐款支持可能马上中断。
正好少年兵进城，我们就没去广场，挡军队去了。
六月三日去机场接取第二批帐篷，安排错误没收到。回来听说军队进城了。以后就是
屠城。六月五日我们返港。
“六．四”以后，香港学联主要工作是：一、串联，记得有五个同学在一个城市被扣
押了四、五天；二、查找学生领袖的下落；三、在香港以各种形式推进民主教育工作。
补充与质疑：
梁二：香港除了学联以外，还有中文大学与北师大有联系。四月二十八日到的有俞国 涛和潘毅，参加过师大自治会的全会和常委会，不是很满意。他们参加了五四游行，捐了 一万港币给北高联财务部，这样北高联有了第一笔海外来款, 第一笔正式资金。
常劲：四月二十四、五日陶君行又到了北大，说与统战部谈过了，希望北大筹委会干部做
一个简短录音讲话。当时我找到郭海峰，他对此事非常不积极，结果只好由我以个
人名义作了个录音。从此，香港学联与北大再也没有正式接触。
辛苦：当时香港学联都给过哪些组织、多少捐款？给学生领袖个人的钱？
李兰菊：财务问题我不打算回答。因为不是我管钱。据我了解，香港学联从来没有把捐款
给个人，都是给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给组织只有两个：北高联和物资站。
张伦：岑建勋是否给过电话号码以便营救？
李兰菊：岑建勋的工作我不了解。但我们尽量与同学交换地址电话，准备日后联络或镇压
后提供帮助。
王超华：五月三十日晚，北高联四人与指挥部四人王府饭店会后，北高联是否否决了？因
为王府饭店会议的一个决议是第二天合开记者会。（封从德：对，而且开成了。）
郑旭光也去了，是我们第二天北高联常委会上动员大家一块去的，梁二作了很多
说服工作, 说香港同学很不容易，一定要给指挥部再一天时间。所以李兰菊是否
记错了？因为，如果郑旭光有夺权计划的话，也是下一天，跟我去公安局有关。
我观察到广场上纠察队已经被市民取代等等，然后是六月二日夜里在北京饭店另
一次会，不光学联，还有潘毅和市民，没有正副总指挥，但有指挥部秘书处的人。
封从德：六月一日北高联否决合作案，你的记忆清楚吗？
李兰菊：是的。六月一日那天，我们跟岑建勋进了北大，他们开会．梁二过来告诉我们：
否决了。
梁二：没有。我记得六月一日下午，我在师大，超华回来……
李兰菊：是在北大。
梁二：那天下午我没去北大。
王超华：那是六月二日。
李兰菊：我确实是清楚记忆的。
封从德：郑旭光带纠察队准备强行接收广场是怎么回事？ 李兰菊：当时是梁二来通知我们，说郑旭光要接取广场。
柴玲：你们不准备支持指挥部有三个原因。当时其它组织不也是同样吗？
李兰菊：我们没有对对话团的合法性进行讨论，因认为该组织不涉及领导工作；北高联是
我们代表第一、二次赴京所观察的结论。简单地说，他们有群众基础，是不流动
的，有一定基础上的民主程序。强调一下，这些观察都是基于北高联给我们的资
料和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由各校经过选举产生的自治会或学
生团体选出代表加入北高联常委会，再由常委会选出主席。我们认为这是初步成
熟的民主程序。
6.2 武汉的学运 蔡崇国
武汉学运的发起和八六年底的那一次不同，八六年的那一次运动是安徽到上海，然后
到北京，接着听过《美国之音》之后激发起武汉的学生运动。而这次不同的是它是同时开
始，四月十六日在武大的研究生院出现第一批挽联和标语，到十七日标语和大字报就已经
比较激烈了。四月十六日也有了第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以武大哲学系全体博士生和研究
生的名义搞起来的，最早发难的就是武大哲学系博士生和研究生中的共产党员。（封从德
插：是你领头？）不是我领头，也不是李海涛，是我们不知道的几个人。李海涛一开始不
知名，后来才出来。第二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八六年是以一、二年级为主，这次一开始就是
高年级的学生一齐出来。
我四月十五日以后听到广播以后就知道要出事，就到了武大。他们一开始的行动我都
没有介入，十七日就有了游行，开始在校园里面游行，我参加了，我开着摩托车跟在后面
。他们拿着录音机广播，特别是我们哲学系的几个研究生，有一个参加过八六年运动的，
大家走到校园门口，整个学校的领导都来劝说大家不要出去，不劝说恐怕大家还不会出去
，一劝说大家就一下子出去了。出去以后一路走，一边商量往哪儿走，抬着三个花圈。最
后就到了武昌南站，希望大家把消息带到全国，武大觉得自己是全国第一批上街游行的，
这就是四月十七日到了南站。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要去省委，这个时候团委派了几个人把
三个花圈里面的两个拿过去，他们来抬，一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到另外一条路点火烧了
花圈。我恰恰是开摩托车想要抄近路，亲眼看到他们烧花圈。非常卑鄙，是团委学生烧的
，大家非常气愤，以至于把学生中团委代表的家给砸了，因为是他盏幕ㄈΑＪ呷沼幸?
次游行，二十二日有一次游行。
我这个身份比较特殊，我始终是最理性的，但是从来没有被抛弃掉，因为我是《青年
论坛》的创始人之一，很多文章大家也看过。邓力群特别把我的文章抓住不放，我办过企
业，《光明日报》也刊登过。所以大家认为我是老革命，而且受过迫害，成份好，尽管有
理性，也不会是叛徒。这个很重要。其他跟我一起办过《青年论坛》的知识分子都害怕了
，因为他们一旦参与了就是黑手。我是一个老党员，我觉得不管我理性不理性，他们都认
为我是黑手，这是没办法的。再加上我家里比较特殊，有一个电话，学生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很害怕，我们知道你很危险，我们只希望你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就安全了。他妈
的！你不能拒绝啊！”我当时实际上是很犹豫的。
这之前三月份有个研究生会大会，那个大会我没有参加竞选，但是大家还是把我选成
研究生会副主席和博士生会主席。这也很重要，就是我是官方的研究生会的头。
到了二十二日的游行，我就觉得必须要介入进去。整个武汉市最先动起来的就是武大
，整个武汉就看着武大，武大则是看着我们哲学系。我就开始同哲学系的哥儿们开会，讲
下一步怎么办。这样就避开了官方学生会和独立学生会之间的冲突。武大在这段时间的组
织特点就是这样。这是二十二日以前。
到四月二十七日北京游行的消息传过来，对武汉的鼓励非常大。因为我的朋友在北京
的很多，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该收手了。因此武汉的学生运动也有些变化，
武大我们基本上能够控制，但是我们疲惫，准备收手的时候，其他小院校刚刚突破团委和
党政机关的封锁上街，正在势头上。因此武大收手，他们形成一个高潮，这又是一个特点
。
我们商量，要把学生引导向理性。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五月三日我们开了一个演
讲会，由我和李海涛主讲，主要是我论证为什么我们不是动乱，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
要理性。而且我讲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提出的口号是“诚心与党
和政府合作，解决祖国面临的危机”，当时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当时全国各大报刊驻武
汉记者都在那里。因此我们就决定五月四日不游行，我们不要再走过头了。武大学生基本
上同意了，少数本科生上街，其他院校的学生上街，武大学生没有动，武大学生上街基本
上是走在马路边，不阻碍交通的，也是比较有理性的。
这是一个阶段，然后有一段平息。到了五月十四日，北京的最大影响就是戴晴等十二
个知识分子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广播播了。当时我在家不知道，一个电话告诉我，学生统
统冲到了省委门口。我就着急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得非常早，去了那里。一看学生已经坐
了一个通宵了，但是没有多少人。我一种直觉就是下午就会成收拾不了的局面。所以我就
和官方学生会和自发学生会的头一起拿着研究生会的章子要进省委，希望他们和我们对话
。这是最早开始的对话要求，但是怎么也递不去。门卫说他只管看门，不管递请愿书。我
说我们不是递请愿书，我们是官方学生会的，跟你们来通报情况。你只要一出来我们就会
跟你们讲，他硬是不接。后来我们打了一个电话，信访局的人来了。我大发脾气，我说你
们的责任心在哪里？我说你们这样处理事情，下午你们收拾不了局面。他们非常恼火，说
：“你是什么态度？”等。后来他们一声不吭，记着我们的讲话，说下午给答复。我们等
啊等，等到下午，没有东西。全市闻风而动，全部来声援，觉得武大的学生太伟大了，有
上万学生，全部在市委门口。然后还是等不到他们的答复，学生非常气愤，就要冲省委，
这是五月十五日。我和李海涛，我们全部在那。李海涛这时就演讲，最活跃了。我们就阻
止学生冲省委。学生就说：“他妈的，我们在这里没吃没喝的，他们在里面喝茶。”我们
说：“学习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啊！他们绝食坚持那么长时间，还在那里保持理性，你们就
耐不住了？”但是学生还是不听：“那我们堵大桥。”我们还是阻止，阻止不住，他们队
尾变成队首，转身上了大桥。
这么一搞，省委的答复马上下来了。我们提出三条要求。五月十五日是外地学生运动
的关键，在十五日以前，外地学生有自己的诉求，十五日以后，外地的学生，特别是武汉
，全部变成了声援北京的一部分。政府怎么答应外地学生的条件，学生也不会撤。十五日
绝食已经三天了。就是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有自己独立的诉求。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第
一个是对话，第二对话要直播。省委派人来跟我们联络，说答应对话，我们就马上派人去
把各个学校的人找来，找了二十几个人。我们就到省委对面的省教育局去，他们是一群公
安干部围着三个省委秘书长，有一个很老练，有一个很烦。我说我们先派代表的代表，我
和李海涛，就作为这二十几个学校的代表的代表，先和他们开预备会议。他们就说：“你
们必须要撤，撤出大桥，我们才可以对话。”另外一个秘书长不吭声，他在那儿想。我说
：“是不是要撤出大桥才能对话？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现实。”他们还是坚持这一条。
最后一个折中方案，马上开始对话，同时我们去撤出大桥。我提出就是我们派出最精干的
人去撤出大桥，就是我、李海涛，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李海涛当时声音很哑了，那时候他
表现出他的全部激情，他要么不动，要么如猛虎下山。但是他老是说我太理性了，但是我
们非常好，他也不会撤我。其实很多决定是一种感情，再说我的革命历史比他长了。他在
此之前一直作学问，我都没有想到一直作学问的人有这种热情。
政府答应了对话、直播，我们就去疏导学生。他们说“我们答应了以后，你保证要撤
出学生。”我说，“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们反对学生组织跨校际的恶果。我可以动员武
大学生下来，但我没有能力动员其他学生下来。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我没有合法性
，因为你们禁止成立这样的组织。这是你们反对成立独立的跨校际学生组织的恶果。”当
然，这是理论说明，我还是动员去了。他们派了两辆车，先让我进警车，我说我进警车去
劝学生，学生一看从警车上下来不是便衣警察吗？我就不答应，进了后面的小轿车。我要
警车与我保持非常远的距离，不要使学生发生怀疑。然后我们过了大桥，过了大桥到了汉
口我们才听说，这边有人堵了铁道。我就非常着急。，马上下午李鹏就作了反应，把这作
为造成混乱的根据。但是我们完全控制不了，我们只能控制武大的。我去疏导了很多学生
，让他们撤，我说他们答应了什么条件，说了一遍，都同意了。大家比较服武大的学生，
也有把我围起来，要揍我，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不象大学生，后来我把学生证给他们看，
他们就听了。实际上大桥好了两天，又重新堵了，要声援绝食。那个时候就没有独立的诉
求，政府答应了一切条件，他们还是要堵大桥。
那几天北京不断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另一个是我的一本书《从五七年到毛泽东》这
本书要出，因为我同戴晴、李锐等出一本丛书，要我去写前言，然后交付印刷，于是十九
日戒严的那天我就住进了北大勺园。
在我临走之前比较有特点的几件事，第一个是十七、十八、十九日，武汉三镇没有一
个军警，一片空城，随时会有人抢劫而没有人管。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我就逼着武大
研究生会的头头，他跟官方省学联有联系，跟他们讲怎么开一个会，要求省政府给我们调
汽车、摩托车，配司机，然后我们马上组织起纠察队接管城市三天。但是后来我要走了，
就参加了省学联的一个会，是官方学联的，他们发了一个要求邓小平辞职的通电到北京。
在这之前很多官方的、团委的、学生会的人都劝我要珍惜精英的安全。昨天在劝我，到了
十八、十九日，便成了游行的发起者了。所以外地的游行是一开始到四月二十二日游行的
时候人数非常少，很害怕，但到了十五、十七日在北京的精神感染下，谁不游行谁不时髦
，变成这样的一种气氛。
到了六四的晚上我有了飞机票，本来我准备三日回来，但只有小飞机，我坐小飞机不
行，我只好乘四日的飞机，三日差点死在长安街上。四日下午坐飞机到武汉，晚上到武大
，一到武大他们全把我抓住不放，李海涛抓着我的衣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地
掉，只是说：“你怎么才回来，回来就好！”然后说整个太乱了，你就回来把大家组织起
来。一看学生全疯了，这是你们很难理解的，就是当时以为没有被抓、没死的外地的学生
全部死掉了，有飞机在上面飞，北大被炸平了，谣言满天飞，那些学生完全疯了。我觉得
第一件事情是派人侦察武汉周围有无军警，其分布情况。我当时非常简单，我觉得什么鬼
民主、自由、胜利，都是见鬼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死人了。第二是要与官方建立联系，让
他们不要派秘密侦探下来，派秘密侦探下来会全部被杀掉，杀掉以后军警和学生之间的矛
盾就会激化起来，因为当时警察就认为武大的学生够哥们，我们抓了他们一个秘密警察，
就把他送回去，没有打他。其实在北京、在武汉都是这样的结束，各自的肉体的结束，激
发起相互的仇恨，导致一个政府和学生谁都无法预见、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第三个就
是把学生稳住，让大家把心里的东西渲泄出来，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任何请愿、牺牲都不会
有效果的，北京的学生已经帮我们做了，你再死就象死一条狗一样。所以海涛他们首先提
出开一个追悼会，希望我讲一下在北京的见闻，我答应了。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我给北京中央一个副委员长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他是我同学，
我们关系非常好。我就说：“你们他妈的怎么搞的，你们可以用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嘛
，你怎么用坦克压死人。”他说“你亲眼看见的？”我说：“我亲眼看见的。”我以前做
过他们的党支部书记，我不会撒谎的，他也相信了。我说：“你们怎么能压死那么多人？
”他第一个反应是：“我告诉你，你看见的，你千万不要说，你说了就完了。”第二句话
就说：“北京没有高压水龙头啊！”所以我回来就跟他们讲。我们开了一个追悼会，真是
非常感人，成千上万的人，一开始讲“血债要用血来还”那些东西，李海涛有一个讲话，
我也有一个讲话。我就讲北京坦克压死人这些事情，我把最残酷的情景给大家一抖，“我
看你们还死不死”，把最残酷的事情一说，大家觉得再死就没有意义了。然后我就说我比
你们年纪大，我就跪在台上去了，我说你们一定不要。然后再有人喊“血债要用血来还”
，基本上没人响应。这种活动持续到了六月十一日。武汉学运我就只能讲这些。
6.3 湖南学运 刘卫
(1) 学运前的气氛
湖南师范大学是一个比较有闹事传统的学院。八零年与胡平等人搞校园民主的同一时
期，师大也有类似的行动。有六十多人参加绝食，最后以饿瘫，被军警强制抬走而结束。
当年参加的两个领导人一个叫梁恒，现在在美国。另一个被判了四年徒刑，后来出来了，
在学运中我还碰到这个人。这以后师大留下了这种传统。学运骨干以学生社团的形式一直
在搞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再就是中南工业大学的民主学生会。在八七年的时候，团中央有一阵子搞校园民主建
设，湖南就在中南工业大学搞试点，搞民主选举学生会，而民主学生会真就是这么选出来
了。学运中，曾经有一件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事。四月二十五日全国学运开始以后，中南
工业大学的学生会于四月二十九日召开会议参加学运，七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和研究生会主
席参加会议，院学生会主席主持会议，讨论是否参加学运。院学生会主席叫范忠，后来是
湖南高联的头之一。研究生会主席卢志清是我们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头。整个湖南的各个
大学在中南工业大学的之后，在八八年几乎各院都开始了民主选举学生会。所以在学运中
，湖南高自联的头头几乎全是学生会的原班人马，而且各校自治会，也就是学生会，这样
的组织基础使学运运行较有条理。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岳阳发生过一件事，湖南省撤销了岳阳市一个民选的副市长，
市民不接受，就上街游行。这件事扩散得比较小，后来新华社记者和湖南省的记者发了一
个号外，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将之散发到社会上，但在学生中间得以流传，开始了对这件事
的讨论。最后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文学，但已经印好的刊物被禁止发行
。在学运前，这本刊物到了我们手中。
还有杨汇泉的事情。杨汇泉是湖南省副省长，这个人贪污很厉害。他去广州吃饭，一
顿饭吃了四千多块钱。而这个单据让新华社的一个记者拿到了，并传到了学生手中。这些
事件正好发生在两会到学运前的这段时间，为学运酝酿了气氛.。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死的当天，几乎与北京同时，湖南师范大学就开始贴出大小字报了
。第二天一早，师大学生会那边打电话过来说，你们得赶紧行动。我说，工院很困难。学
运之初，湖南的工科院校是落后的。
(2) 湖南学运的成长和湖南特色。
学运的成长主要是以文科为头。从四月十五日贴大字报到四二二游行砸了一条街。四
月二十六日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湖南就开始游行，大约四千多人，以湖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中南工业大学为主，这时各校学运骨干开始进行串联并集会，提出湖南学运要有湖
南特色，就是民主学生会。搞清一二二四事件，就是湖南岳阳的事情，还有杨汇泉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学着北京同学的样子要求与省政府对话，省政府，省委也在四月二十七日
与学生代表进行了一次对话。
四月二十五日中南工业大学七个系学生会主席会议之后，我们又在岳麓山上开了第一
次麓山会议，公安局叫清石坡会议。会上就有人提出政治特区理论，就是要配合北京的学
运，也考虑湖南的情况，我们不能跟着北京走得太远。因为北京的同学素质比较高，湖南
同学相对差得多，所以让北京当头担风险，而我们在后面给自己修堡垒。所以就提出先把
湖南的大学变成政治特区。
五月四日北京复课，我们就很失望。因为北京如果不复课的话，湖南政府就有一种来
自北京学运的压力，他就必须给我们的活动空间再作出一些让步的范围。虽然我们并不主
张罢课，但是北京逐渐开始复课，就没有给我们挡风的墙和先锋了。我们就更加回到特区
理论上去，就是还是在学生会里搞，不出去。还制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参加学生会的人，
最好不要全暴露。尤其是象工科院校的，本来群众基础就不好，就不要太露面。将来反复
的时候，也好由我们来接替。因为将来湖南的学联还会由我们中间产生。
五月十三日北京开始绝食，我们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了，就是一定要和北京保持某种配
合。这时出现两种意见，清石坡会议上就开始吵得很厉害。有人提出一定要和北京一起干
；另外一方提出来，我们还应该坚持我们的东西。
当时五月四日的时候，我们就和黄泥街上的印书贩子进行过接触，唐伯桥负责这一接
触，由我们提供政治性的文章，他们印刷，出卖，挣得的钱对分。因为印书贩子很看好政
治市场，认为一定能够挣钱。文章我们已经组好了，出版也联系好了。所以我不太同意和
北京一起干，与同学接触后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不干也得干，如果你不干你就被人全抛
弃了。因为五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中间，学校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砸瓶子、烧床单，扯着
嗓子喊。后来在五月十五日的会议上，骨干一对一靥富埃詈蠹瞎鄣愕玫揭桓鼋崧郏?
干吧！为了考验工科的实力，决定在五月十五日晚上由工科院校先组织一次游行。结果这
次游行勉强凑成，出来一千多人。为什么在晚上呢？因为学生都怕老师，怕校方。晚上呢
，看不清，闹也闹了。这是工科院校的第一次独立行动。
五月十五日游行成功了，十六日就开始了全高联的行动。在这之前讨论了怎样成立湖
南高联的事情。但是不成立组织，只列出章程。把章程用传单的形式向全市各校散发。有
章程无组织，在学运中产生学生领袖，这是我们当时的方针。
五月十六日中午宣布高联成立。但谁是高联呢？没有，大家回去选吧！最后高联还是
落在我们身上，因为会议是我们组织的，同学就选了我们。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四日，省
政府办公楼让我们占领了，高联就在省政府里办公。
五月十六日游行时提出了一个横幅，叫做“邦柱，不见不散！”邦柱是湖南省民选的
省长，刚选出来的。湖南省人大刚开完，选了陈邦柱，罢免了杨惠泉。这是在学运中的事
情。当时我们以为他不回来的，结果五月十七日早晨陈邦祖来了，不光他来了，湖南省委
书记熊清泉、人大主席刘复生也来了。来了说，对话吧！这是早晨两点多钟的时候，他们
到省政府来了，因为学生把省政府占了。结果大家就说，赶紧凑人去。后来广播里叫我，
为什么叫我呢？因为在十六日游行时局势非常难控制，是我把会场控制住了。我到会场对
话正在进行。讲是对话，可事实上却什么都没准备。叫了几声口号，省长就说，“你们在
胡闹。”我们就说，“你们没诚意，不转播。”我们就跑出来了。省长说把门关住，不让
他们出去。我们还是跑出来了。实在是我们没准备。
十九日凌晨，我们收到北京高联的两份电报，说是北京停止绝食了。一份电报说同学
们回校上课，一份说坚持战斗，即不回校，坚持静坐。当时省办公厅的副主任那边给我们
通知说，同学们，你们胜利了！回去吧，北京同学停止绝食了。同学就走了一半。我们就
拿起话筒来说，坚持斗争，别走。我们收到电报说不是那么回事。这时湖南警备区的通知
来了，晚上两点清场。
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站广场剩了十九个人，在省政府剩了三百来个人。这些人说，
“我们不走，准备为革命牺牲了。看你们把我们抓起来。”就在那儿唱《国际歌》。结果
警车来了，转了两圈，没抓我们。到五月二十三日早上，留下来的三百个人和火车站广场
上的十九个人就成了英雄了，以后高联的骨干就是这些人。
(3) 北京来的四个通知
五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二十八日，我们曾经收到了四个通知。第一个是五月二十二日从
北京传过来说是搞胜利撤退。我们说，就和北京一样胜利撤退吧。可第二天得到通知，要
坚持斗争，我们已经把胜利撤退的事情布置下去了，结果又要坚持斗争。那只好坚持斗争
吧。这通知搞得我们很惨。五月二十八日又接到一份通知，也是撤退。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北高联和广场指挥部是什么关系，在我们的印象中，北高联是最高的领导，广场指挥部是
北高联设在广场上的指挥部。所以这些矛盾的通知搞得我们很莫名其妙。我们每天派一个
人去北京，一个人回来，每人只呆一天，是高联出钱派去的，任务是传递消息。当时我们
手上的捐款最多的时候有十二万。不过，学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捐款都送到北京去
了。五月二十八日又接到一份通知，说撤退。
我们讨论过以后，借五月二十八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游行中拉出两条大横幅，一条
横幅是“感谢长沙市人民，我们打扰你们了。”第二条是“胜利大撤退”。发了一份宣言
，是知识分子给我们起草的，有一句话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船已经出发，前面的路正长
。我们年青人继续向前吧！”到了晚上又接到北京通知，又要坚持斗争，而且要动员工人
们罢工，当然又是开会争论。到了五月二十九日早晨，得出结论，还是撤吧。撤的理由是
我们不能再听北京的了。当时还有一个争论：我们要不要介入党派之争？我开始是坚持和
改革派联合的，到后来我说，“别联合了，你看北京和改革派也配合不起来。”我提出学
运和党派之争划清界线，我们作我们该作和能作的事情。后来我们这方的观点占了上风。
湖南省电视台采访我们，问我们为什么撤退，我的回答是，中国学运现在已经导入一个不
好的方向，就是学运被党派之争误导。所以我们决定在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回
校继续坚持我们的斗争。这样就开始撤退。
因为我们五月二十八日的游行气氛造得不错，另外湖南学生为声援北京同学，也有人
绝食，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四百多人，绝食结束以后，我们采取换班静坐制，由大学校各
校出一百，小学校每校出四十，保持在省政府广场上有五百学生。五月二十九日我们不派
出接班的人，这样广场的人就减少，在由高联的头头出面挨个的劝。当时广场上只剩二百
来人，我们十几个头头挨个地劝，就都给劝回去了。不过，撤退的过程中还是出了事。
五月二十九早晨的时候，湖南中医学院的学生在火车站广场自焚，他说，你们都撤了
，但我是最革命的，我自焚。艘煌坝停业揭涣酒狄停歉龀凳遣裼统担?
个司机还挺支持他的，也不知道他要油干什么，就给了他一桶柴油。结果他弄了一些纸堆
在一起，把柴油倒上去点着自己蹦进去了。一蹦进去，身上就着了。周围的同学就把他抢
出来，因为是柴油，烧得不旺，把他救了下来。
六月四日北京发生屠杀，同学象疯了一样，不知干些什么好，就把铁路给断了，其实
铁路在此之前已经中断过两次，铁道学院的学生把铁路扒了，扒得特快，两分钟就把铁路
扒开了。然后把全市的交通堵了，堵了三天却没人来镇压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
就开始讨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到敌人是谁。
六月七日晚上北京南下特行队提出来，北京以及全国的形势已经不行了，我们要转入
地下。在学运中我们发现，全国学运不配合，如果配合的话，形势会好一些。北京的同学
就提出来搞一个全国高联。我们当时就附议，为什么呢，因为六月八日的时候，湖南高联
还打着牌子存在，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学生，都自报是各地学生领袖，好象组织全国高联
的基础也存在，所以我们就同意了。怎么样宣布全国高联的成立呢？一定要有一次公开的
集会。这次集会就是六月八日长沙火车站广场上的追悼会，我在会上致悼词，我看到广场
上都是人，而且全国各地来往的游客，因为火车断了，全集中在那里，大概不下二十万人
。会上我们宣布成立全国高联。
宣布以后，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广播北高联是反革命组织，我们一想我们也就是反革
命了。挡风墙没有了，大家全蔫了，溜吧。
6.4 西安、兰州两地的学运 辛苦
我主要讲西安、兰州两地的学运情况。运动的发生绝不仅仅是悼念胡耀邦，我是八五
级的，我入校之后，几乎每个学期都有一次运动，每次“一二九”前后，兰州大学都有不
同程度的不满情绪的发泄或是有运动的趋势，苦于没有很好的诱因，所以一直都是小规模
的小打小闹。
胡耀邦死后，开始大家对胡耀邦的去世并不是特别的关心，当然大家对他在七九年作
的反正工作和他的廉朴作风也有印象，就参加了悼胡行动。我们学校在此之前已经有过游
行，四月二十一日举行了胡耀邦追悼大会，是由校方举办的。但是晚上十二点之后，各个
宿舍的学生突然开始了骚动，最后发出各种吼声。学校领导赶到研究生楼前进行劝解，说
你们不要闹事，历次闹事都没有好结果。一解说更激起了同学的愤恨，这时“嗷嗷”声更
高了。女生宿舍十一点半后关门，很多人就都到女生宿舍前呼唤女同胞出来。二十分钟之
后，看门的不得不把大门打开。这时大家都聚集在二号研究生楼前，就有人在上面散放白
纸片，捡起来一看是白纸，实际上没有人敢做任何事情。后来学生们对学校领导的劝说更
加恼火，他们就出发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去。每次运动都有便衣跟着，那次集会过程中曾经
有十几个便衣，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青黑色的制服，带着同样的墨镜。在学生游行到广场去
之后，大概有五百多人。学生说，我们应该开始建立一个组织，能够保证在每次运动之后
学生受到迫害进行自我保护。就由各系派出代表，每个系有两个代表，组成了一个五十多
人的初步的自治会，后期自治会进行了完善，这就形成了兰大自治会。 因为“四二六社
论”涉及到西安和长沙的学生运动，我想在这里我有义务和责任对四月二十二日所谓的“
打砸抢”事件进行明了。四月二十二日前，西安交大、西北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都进行过
多次的游行。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多西北大学和西安交大从西安的西南角出发到新城
广场，就是省政府所在地，进行游行。
“新城广场案”纯粹是由军方引起，所谓“打砸抢”实际上是由军警引起的。所谓“
烧车事件”是由两个小孩，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五岁，他们烧的。（封从德插：这是你经
历的吗？不是亲身经历的不要讲。）这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我的同学的家长就是进行
审判的法官。当时是两个小孩引的火，之后有三十八人被抓，其中没有一个是学生。“四
二六社论”提到这个事件，大肆喧嚷，造成对学生运动的污染，西安各校的学生都分别进
行过抗议，他们贴出大量大字报，要求《人民日报》进行是非的争辨，同时要求广播电台
进行如实的报导。当时我在西北大学和西安交大，这些大字报我都看到了。
五月一日出于对“四二六社论”对“四二二事件”歪曲报导的抗议，以及对“四二九
对话”缺乏诚意的抗议，西安的学生提出罢课。我对此非常清楚。是有西工大八八级的学
生发起，当时周封锁和一些北京来的同学也都在，帮助西安同学组建了西安学生团结联合
会。据我所知，在此期间存在好几个学生团体，包括学生团结会、新学生会、五四学生会
。我去参加了一个会，是新学生会向原来校方的学生会挑战，要求进行普选，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五四西安游行的情况，游行秩序非常好，当时有上万多军警包围了新城广场，在广场
内看不到，他们在广场外拉起了四道防线，当时必须凭学生证才能进入。在学生中我感到
馨惨荩屑湮以隼矗颐茄４蛄艘桓龅缁埃谝サ氖焙颍揖透械椒浅Ｎ?
险，学生完全被军警同群众隔离开来了。学生游行到新城广场后，向市政府递交了抗议信
，同时还有请愿书和要求对话的七项条件，这个和北京的七项条件大同小异。
五月九日兰州大学的一千三百多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前，要求当地政府与学生组织进
行对话。兰州大学在历次学生运动中都搞得非常轰轰烈烈，他们从四月十九日到五月九日
已经进行了七次游行，在五月十一日他们终于与甘肃省达成了一次对话。对话由甘肃省副
省长还有当地人代会的委员在兰州大学的礼堂里进行的，我当时对对话的内容本身不感兴
趣，但对对话的情况很感兴趣。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后继续进行深入的对话。就在学
校里建立了对话组织，是有学生自治会代为建立的。
绝食之后，五月十六日在兰州东方红广场有十万人举行了誓师大会。在此之前我们没
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实际上十五日是报名参加到北京的绝食，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当
时我们学校有二百多人报名，筛选出十名带团到北京绝食，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天的游行
中我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影响，当时我的情绪非常悲哀，我觉得绝食本身是用生命
来换取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物质代价的，我在演讲中说，“市民
们，同胞们，我们今天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能有一点希望，我们到
北京去绝食是为了看看这个民族还有没有一点希望，想想七十年前五四的时候我们的国家
在世界上至少还能排在十几名的前列吧，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排到一百多名。我知道我们今
天作的这些是没有希望可能成功的，因为多次的学生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的，但是我们希望
五十年后、七十年后我们能够有一点影响。”五月十六日誓师大会后我和新闻系的一个学
生，带领了一个六十九人的绝食代表团，我和另一个学生各带三千余捐款分赴北京进行绝
食。到达北京后，曾经向北大的募捐站捐出来两千，剩下的是留着备作绝食学生的急需。 五月十七日，西安有二百五十人在新城广场省政府楼前绝食，同时在钟鼓楼前有一百
多人绝食，在兰州有三百多人在省政府门前绝食。
天安门广场上各校的情况。仅兰州大学就有一千四百多名，原来的我们带领的甘肃十
三所大学已经不可能进行大的联合管理工作，我就只能对我们学校进行管理。我们自己在
广场上设立了供给、联络、宣传和纠察系统，后来成立的西北狼纠察队中兰大的学生占了
主流，还有甘肃工业大学、甘农大的同学。我们在广场上的学生完全是一种自治的情况，
我们的代表是由在场的学生选出来，我们每天和我们本校的自治会有热线电话联系。我们
学校有四个电话线，一个是七号楼，是八五级学生楼前的一部电话，两部研究生楼前的电
话，一部女生楼下的电话。七号楼的电话专和北京联系，研究生一号楼的电话专和北大筹
委会热线联系，这是从四月二十五日就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对北京的消息非常灵通，研究
生二号楼前的电话是和西安的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有热线联系。我们每天向学校报告
当天在广场上发生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情况，请示学校自治会对我们决策的意见。在营地
联系会议上学校的代表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证明，我们兰州大学的学生代表完全是有代表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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