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Controversy

《天安门》的挑战耶人由卡玛·欣顿和高富贵合拍的展示八九民运的文献纪录片《天安门》，终於公开面世。这部片子对民运的冲击和挑战，是巨大而深刻的。这一点，从影片问世前民运人士对它的围剿就可窥一斑。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片子之前，阮铭先生就为之“定性”，称“那不过是一部用谎言剪裁历史的欺世之作”。柴玲小姐称之为“一个有亲共历史的人为了牟取商业暴利推销自己的纪录片，断章取义企图要标新立异，硬要把历史的黑白颠倒过来。”白梦先生则称“一个曾经像特殊贵族一样在中国长大，并与中共高层有深厚渊源的美国人卡玛·欣顿，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并断章取义地选取资料拼凑成一部叫《天安门》的影片”，是射向“天安门的孩子们”的 “比政府军更加恶毒的枪剑”。如今，影片已经问世。人们可以睁大了眼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谎言，是怎样颠倒历史，是如何“比政府军更加恶毒”。遗憾的是，至少笔者在看完影片後并没有找出上述罪证；相反，对於罪证的制造者为何要罗致这些罪证，却有了更多的兴趣。依笔者之见，这些罪名的制造，反映了一些民运人士歇斯底里的情绪。《天安门》对他们所熟悉和喜爱的话语体系进行了挑战，并且直接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难以容忍。一、《天安门》所坚持的原则看《天安门》时，我正好读到《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普利策奖(Pulitzer Pr ize)获奖人Howell Raines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一通抨击。他认为，当今美国的新闻媒体卷入党派政治，追求轰动效应，正在背弃新闻的传统价值。而这种传统价值，坚持新闻的非党派性，要求记者在报导新闻时排除个人政见。他强调：“我们不应放弃新闻记者那种愤世嫉俗的怀疑精神。我们的职业是探究真相，不是去当政治拉拉队；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人们事实，不是赢得公众的热爱。” 细看《天安门》，我们不难发现，制片人所试图坚持的，正是这种新闻的传统价值。首先，该片的宗旨是尽可能多地告诉人们事实，而不去当政治拉拉队。诚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所言：“这既不是一张反共传单，也不是送给民运那些落难英雄们的情人节贺卡。”第二，它不向观众求爱。不仅中共对之气急败坏，以不准张艺谋赴美参加影展来抗议该片的上映；民运一方，亦不乏恼羞成怒之徒，上述诸公的兴师问罪，比起中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制片人有新闻记者那种传统的愤世嫉俗的怀疑精神。卡玛·欣顿公开表示，关於“六四”，多年来几乎只有来自中共与民运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她不能对其中的任何一种保持完全的信服，因而希望为各种不同的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第四，制片人将自己的政见排除在影片之外，尽可能回避直接的价值判断。要把上述这些原则贯彻到影片中，会带来许多技术上的难题。为此我与卡玛·欣顿有过简短的讨论。我的意见是，片子太过冗长，主要原因是剪接技术不够干净、简洁，让人有罗嗦的感觉。她的回答是，她希望尽可能让事实本身说话，让各种不同的声音自己表现自己，这样作的结果，常常不得不牺牲剪接上的凝炼。用解说词本可以一笔带过的东西，常常不得不堆加上许多事实，以代替解说词。解说词始终是让卡玛·欣顿最感到不安的东西。因为解说词是叙述者的声音。这个叙述者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最为专断。弄不好叙述就变成了解释，变成了对其他声音的一种控制。极而言之，叙述是一种权力，全知全能的叙述者(Omniscient-narrator)可以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若控制了影片，别的声音就出不来，效果与制片人的初衷就南辕北辙。因此，对这个叙述者，即使从技术上不能取消，也要严加限制。纵观全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容易带进制片人个人政见、控制全片的叙述者，活动范围甚为有限。解说词在脚本的比重甚小。主要是让各种不同的声音自己说话。甚至为客观再现中共的立场和声音，北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那令人生厌的片头，竟两次原封不动地被搬进片子里。成败得失，见仁见智。不过由此多少可以看出，制片人对客观再现的追求，对歪曲事实的警惕，在技术上几乎已达极限。二、与《移山》对比既然《天安门》在摄制时有上述一番技术考虑，我们就不免要向阮铭等先生小姐们对质了，所谓“用谎言剪裁历史”，究竟谁在说谎？影片中解说词所占比重甚小，制片人想说谎空间也有限，倒是各位被采访的人，表现余地相当充裕。是否这些人都在讲假话欺世呢？或是这些人的话被制片人歪曲、篡改了呢？若属後者，被访者中，有多少人出来作证了呢？否则根据什么兴师问罪？奇怪的是，对於从未看过的《天安门》大兴讨伐之师的诸君，对於另一部他们有机会看甚至参与过的反映八九民运的电影《移山》，却缄口不语。我们不妨将两部片子加以对比，看看谎言到底在哪里。关於《移山》中“用谎言剪裁历史”的证据，卡玛·欣顿半年前在《北京之春》上写了一篇颇为详尽的文章，至今尚无人回应，大概各位说谎者也算是默认了。这里不必重复。该片导演也承认：“我从来没有说过该片是客观的、理性的、照顾到了各方面的观点的。Trudie(制片人)只想拍出一部充满感情色彩的电影来表现人们付出的代价。”诚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所指出：“该片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华丽夸张而不是冷静客观，显示着对事实本身恐惧。”对此，我们也不值得再多费笔墨。需要比较的，是影片中的叙述者的功能，这与《天安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的解说词，基本上是李禄的独白。这本也无可非议，影片本来就是根据李禄的自传摄制而成的。但是，当叙述者的权威，大到可以任意宰割历史，而制片人对此不仅毫无警觉，反而利用大量假镜头为之添油加醋时，叙述就成了说谎。影片从李禄小时候讲起。这是非常必要的。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不管哪一个“真命天子”下凡时，总要有种种“异兆”。李禄当然不能例外。小时候，一只壁虎，从他脚上爬过。按照他从幼儿园听到的说法，若壁虎从你身上爬过，你要不就死，要不壁虎爬过的地方迅速烂掉。结果，他不仅没死，脚也完好无损，他甚至由此和壁虎交上了朋友。由此，他感到自己不是凡胎，“一生都觉得自己背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最终把他带到了天安门广场，创造了历史。真乃一大“异迹”。唐山大地震时，他正住在唐山。收养他的一家人全死了，唯独他生还。而且小小年纪，还由这样大的天灾悟出不少世间的道理。又一大“异迹”。以上种种，属不可考之例，不能算说谎。妙就妙在，影片的叙述方式，即李禄的独白，暗示人们那只壁虎也成了推动历史的力量。为了重现这些童年“异迹”，导演找了一群儿童演员，用黑白片的手法，创造了一系列人造历史档案，让人想起当年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颇有令人捧腹之感。不过，这种种 “异迹”，确实给我们一些了解李禄心态的线索。有一段时间，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李禄干坏事时会作得如行善一样正义凛然(这并非造谣，下文会细谈)，直到看了他童年的“异迹”，才豁然开朗：原来人家就是“有种”！比起不厌其烦地用假镜头铺陈李禄的童年“异迹”来，影片对历史的处理却是简单得让人摸不着头脑。镜头迅速转到一九八九。当然是不是所有镜头都是八九年拍的，理应另当别论，因为世上的规矩到了李禄那里，都是可以变的。比如他乘火车可以不买票。本是一个受历史感召、被以壁虎为代表的神秘力量推动，要去北京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哪里犯得上给中国的铁路付钱呢？也许还可以“立场坚定”地加上一句：那是共产党的铁路，活该我不付钱！李禄对此事颇为得意，自豪地将之收入自己的“优胜记略”。此又一大“异迹”。历史终於被创造出来，并发展迅速。转眼间，镜头转到了“六四”，奇怪的是，最先出来的镜头竟是天安门广场！军队是如何一路杀至广场，似乎没必要提，也不值得一提。因为李禄等等在广场，那里是一切的中心。影片传达给观众的信息一清二楚：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付出了代价！这种狂热的自怜自爱，也“殃及”了影片中的柴玲。在叙述其逃难经历时，柴玲特别提及保护过她的人说的话：“我们要让你活着，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希望活着。”似乎中国人视她为“中国的大救星”。随後，影片中的柴玲又出现在美国的一个讲坛上，对听众宣布：“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公开露面。”然後听着台下的掌声喜不自禁。老天爷！我本以为懂事的人会先提一提死难的同胞呢。人若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还能指望别人相信你从未有过“让他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想法吗？影片看到这里，感觉活像是吃下了一只苍蝇。柴玲若想维护自己的形象，真应该先找《移山》去算帐。《移山》的叙述方式，是要在人们心中创造一种对八九年纯洁的记忆，创造一代像李禄这样无瑕的英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要让西方人知道，是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对中国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如何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要改变中国，就要重视他们，在他们身上投资。这种叙述方式，已为他们积累了资本，创造了既得利益。怎么能指望他们认错呢？他们个人的事业，已完全建筑在维持自己清白的形象的基础之上。三、西方传媒对民运的误导前文所提的Howell Raines对美国媒体卷入党派政治、追求轰动效应的抨击，正好可用於分析西方传媒对八九民运的误导。我在《九十年代》去年四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传媒特别是美国传媒，热衷於高潮效应。“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报导，往往只集中於‘戏剧的最後一幕’，即最後的有戏剧效果的突发事件。比如卢旺达大屠杀，海湾战争，天安门事件，等等，等等。至於为什么会有卢旺达的屠杀，萨达姆何以会打科威特，是什么导致了八九民运？一句话，戏剧的前几幕演的是什么？对此他们的兴趣非常有限。然而，由於西方的影响巨大，人们往往爱跟着西方的传媒走。八九民运时，一些学生领袖对西方记者极尽殷勤，对香港记者等而下之，而大陆记者常常最受冷遇。结果，不少学生生活在西方传媒所描述的‘最後一幕’的高潮场景中，以为八九年的民运就是他们一夜间创造的，进而变得不可一世，傲慢无礼，对一些多少年来一直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知识份子的温和建议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哪里会想到，没有这些知识份子的不懈努力，哪有八九年的局面，哪有他们出风头的机会。他们被西方传媒捧昏了头，哪里会想到这壮观的最後一幕，需要前面几幕戏的铺垫。” 李禄深谙西方传媒中的这些诀窍，也精熟於如何利用这些诀窍创造自己的形象。在《移山》的一开始，画面出现了那个西方人家喻户晓的镜头：一个文弱的驱身，挡住了一队坦克。接着，便是李禄的独白：“这个人的背後，站着整整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他特别在“我们”二字上加重了语气。传媒追求最後一幕的戏剧性，像李禄这类学生领袖又投传媒之所好，有意创造戏剧性的高潮，这种恶性的互动，是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重要的、未经充分反省的原因。波兰记者玛利亚·歌娜多丝加(Maria·Kornatowska)指出，在八九年，国际传媒的存在，使每个(学生运动)领导人都想占强势，更受欢迎，因而改变了运动原本的真理，渐渐变成只抓煽情一面。”结果，受害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传媒追求戏剧效果，同时又带上党派政治的色彩，两者相结合，後果更为恶劣。这方面的例子不巧又和李禄有关。去年六月三日，大概是为纪念“六四”，《纽约时报》选择了李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找到在哥大毕业的祖父当年写的论文，并且偷出来(steal it)。耐人寻味的是，《世界日报》这家在转载《纽约时报》有关民运的报导时常常进行令人不解的删节和修改的报纸，在转述这一段时，竟将“steal it”译为“私藏起来”。“窃书不算偷”。该报不愧秉承了我们礼仪之邦的传统。再看民运一方，几位谴责《纽约时报》的英文水准，怪人家不该把“期待”译成“hope for”的民运大将，对《世界日报》的妙译却装着没看见。在此不妨顺便为这几位出一道小学水准的语文考题：请用“期待 ”造句，主语是第一人称，宾语是一个你不希望发生的事。这样的句子造得出来吗？若是自己的母语不好，还要修理《纽约时报》的英文，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媒体一旦卷入党派政治，便丧失了新闻客观性的立场。这里的逻辑很简单：李禄是民运领袖，因而是“好人”。好人不可能干坏事，即使干了，也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而李禄呢，自幼与壁虎为友，秉承天命，因而与凡人不同。乘火车不买票，进了美国的一流学府可以偷书，不仅没有感激之心，似乎还觉得别人欠着他什么。奇怪的是，李禄竟把这些事，作为“优胜记略”来吹牛。如今尚未权柄在握，便已是一副“窃国者”的手面。更糟的是，李禄动辄“我们这代人”如何如何。丁学良称李禄这一代是没有道德的一代。笔者甚为反对。因为任何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代际歧视，都是偏见的产物。望李禄也不要再以“我们这一代”相标榜。你们那一代人中，老实人我见多了。你个人的行动，倒是不折不扣的“异迹”。四、西方传媒的庸俗画及对民运领袖的最坏假设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自由的西方，坚持冷静、客观，能够免於政治偏见的独立的新闻传统，也是相当艰难。所幸的是，西方的媒体能容纳各种声音，健康的东西总有抬头的机会。以“六四”而论，西方媒体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它告诉了世人中国在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戏剧最後一幕高潮的刺激下，即使最冷静的人也难免会变得不那么冷静。笔者曾读过几篇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在六四刚结束时所写的分析文章，老实说，这大概是我所见的这几个人所写的最肤浅的文章。原因也很简单，大戏刚刚落幕，情绪尚在激动。对六四乃至八九民运，大部份人都是始料不及，这会儿正该是学者们反省自己的学问出了什么毛病，为何对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一丝预见也没有的时候，可惜，既然被抬到专家学者地位上，公众偏偏在你最需要闭门反省时让你出来发表意见，於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写出些自己以後也不好意思看的文章。而恰恰是这些意见，对传媒和公众的影响最大。而时过境迁，等人的心情冷静下来，独立的学术传统开始发挥作用，学者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分析，有能力写出扎实的著作来时，公众和传媒已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结果，更深入扎实的学术工作，影响不了传媒，也吸引不了公众。而正是在这些後起的更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中，对民运的批评更强了。如邹谠的作品便是如此。因为对这些东西不谈，所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出来後，大家才跟着大惊小怪。西方公众对六四的认识，大致还停留在八九、九零年时的水平。这无可指责。人家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家尚有一大堆事需要关心。但是中国人，特别是民运人士，不该如此。遗憾的是，民运人士中的不少人，甚至可能是主流派，还生活在西方传媒几年前对八九民运理想性的描绘之中，甚至还要在此基础上自我吹嘘。比如去年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纪念六四六周年活动的海报上，竟称李禄八九年是有六十万会员的学生议会的主席，民主改革运动的正式发起人等等，不是自己在那里吹牛，这么具体细致的背景材料，难道是美国的圣徒和善男信女们脑子里的幻觉？这些民运人士没有认识到，对八九民运的错误和阴暗面，自己应该先反省，先揭露，先认错。一旦让别人抢到了前面，这阴暗只能变得更加阴暗。我是民运的圈外人，也是个最不信任公众明星，最喜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愤世嫉俗之徒。我猜想，有些精明的“领袖”，并非不懂这番道理。问题是，他们心底，对民运以及自己在民运中的地位，并无长远打算，他们想的大概是，趁六四的热劲吹吹牛，多捞点资本多拿点钱，靠人血馒头搞点原始积累，到时在美国翅膀已硬，日子不错，民主不民主两说着，反正我当我的美籍华人。六四的人血馒头，能吃一天算一天，能吃到哪天算哪天。我可能是错的。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不过，请证明给我看！假如我是未来的选民的话，任何人无权不让我有这样的想法。用你们的诚意说服我！就算是个民主演习。五、“黑”与“白”，“他们”与“我们” 不少民运人士拒绝或不情愿反省自己在八九年的过失，除了上述的既得利益在起作用外，更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他们跳不出他们所习惯的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和思维范式。 Howell Raines所谓的客观、冷静、非党派性的新闻传统，在西方，尽管也常常被遗忘、背弃，但那毕竟是人家的传统。而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则是个不可思议，难於习惯，甚至嘴上赞成心里却受不了的新东西。比如早在去年，郑义先生对民运内部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很不耐烦了。据去年五月的《北京之春》报导，郑义严厉批评民运刊物刊登“对民运不利”的文章的现象。他说：“民运刊物面对的不是流亡者小集团，而是为了大陆民主转型；当刊物传进大陆时，人们一看，共产党在说自己怎么团结，而民运在狗咬狗，在争权夺利，那就很可笑。” 然而问题是，由谁来决定什么言论对民运有利，什么言论对民运不利呢？难道民运可以免於新闻监督吗？难道海外民运圈内要建立一个新闻检察制度吗？最可笑的是，郑先生似乎觉得共产党报纸的言论一律要比民运刊物“狗咬狗”好，老百姓也会跟着信。请问大陆有几个信《人民日报》社论？郑先生对共产党那套办法似乎已经习惯了，乃至於对一些共产党使着已不灵的手段，他老先生还拿来参照，以为真能解决什么问题。而在香港《联合报》记者薛晓光和《纽约时报》记者泰勒报道了柴玲的谈话後，民主阵营中的反应更是出奇：阮铭就“期待”的英译问题大作文章，称“美国的‘ 中国通’们竟学会了中国历代专制政权罗织人罪的文字狱伎俩”；《北京之春》的编者按指薛晓光的报导是“强盗逻辑”，白梦称“我已对海外自由世界媒体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并调查卡玛·欣顿一伙的政治背景、家庭出身，柴玲则更为高瞻远瞩，称“最近个别媒体故意把天安门学生划分为激进派、温和派，拉一个打一个，要把屠杀的罪过和责任转嫁到所谓强硬派学生的身上。紧接着，中共新华社就发起了要反对激进主义的声浪。这种有计划、有组织、有意分化民运队伍的企图，特别值得同学们警惕和注意。”言下之意，中共已联合海外华文报刊、《纽约时报》、海外制片人，和他们自己的新华社一起，经过周密策划组织，企图为六四的事转嫁罪责。恐怕邓小平、江泽民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统战”会有如此之大的威力与成就。上述言论，仅是随手拈来，有心人可认真收集一下，结果一定远为壮观。这里所暴露的，是这些人心里根深蒂固的共产思维模式。柴玲口口声声说人家“颠倒黑白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世界上非黑即白。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就属於共产党一伙。 Katherine Verdery在分析变革中的罗马尼亚时，注意到了一个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普遍的现象：共产党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消灭各社会成员、集团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使所有人同样地依赖於国家的配给。这样，通过人为消除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同与冲突，使社会成为无差别的整体。同时又通过建立所有人对国家同样的依赖关系，使党得以宣称它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Claude Lefort亦指出，党这种作为全体人民代表的地位，是建立在否认社会不同成员和集团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的。作为这一政策的自然结果，在共产党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只能有一种区分的方式：“人民”和“敌人”，“我们”和“他们”，“黑”和“白” 。而人民之间，不应再有区分，区别就意味着敌我。文革时人们总是一身绿、一身兰，男女之别也模糊了。在这种社会生活久了的人，一遇到差别，遇到不同意见，敌我意识就特别强。甚至当他们反抗这一制度时，也同样接受了这种二分方式，只不过把敌我的位置颠倒了一下：一切反抗和抵制行为都是好的，而不参与这种反抗和抵制的皆属统治者一伙。政治反对派同样和共产党一样，视自己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倪育贤先生称“学生是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走的也是一个逻辑。结果，八九年，梁晓燕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她的学生要容忍不参加学运的同学。激进派领袖指不同意见者为学贼，和政府串通。而到了海外，不回国的容不得回国的，革命的容不得改良的。一些民运人士一遇不同意见，立即作出“我们”“他们” 的区分，首要之务是“划清敌我界限”，“站稳阶级立场”，“清理阶级队伍”，消灭内部分歧，似乎要在海外，重建一个无差别的世界。六、建立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天安门》所要挑战的，正是这种建立在无差别秩序之上的“我们”与“他们” 的二分模式。而对於以这种二分模式来解释和记忆历史的人来说，《天安门》使人们对八九年纯洁的记忆变得浑浊了。纽约影展的选片主席李查潘尼亚说：“我自己看《天安门》的初剪时，觉得它十分公正求实的处理，影片并不因为是中共官方就全部都是坏人，显然的，他们介入了大屠杀，这是他们不可原谅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部电影也显示给你看到，这些危机是如何被推进的，许多时候学生们并不真正的了解他们行动的影响及後果。”影片的非党派立场，不仅意味着要超越民运各派间的争斗，而且意味着超越中共与民运之间的对抗。海外民运对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有限。但是，若借身处自由世界之便，学习一些民主的游戏规则，日後对中国，也许不失为一种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学习民主社会的媒体。目前在海外，民运媒体不算少，但一般多是党派性的媒体。人们一听是民运杂志，马上与政治上的派性和偏见联系在一起，不少留学生对之敬而远之。这实在怪不得人家。民运媒体中，能超越民运内派别之争的就很少，能超越民运与中共的对抗，真正客观冷静的，几乎没有。人们的印象，民运刊物不如港台的客观，港台的不如英文媒体客观。这里比的，不是具体文章的高下，而是对不同意见的容受度以及语言的客观化程度。读民运刊物，常常觉得其语言和国内的刊物没什么两样，一副共产腔。动不动就是“正确”、“错误”、“用心险恶”、“不容否定”、“颠倒黑白”、“别有用心”等等。国内近来因为商业化，俚俗语言兴起，使有些报章的语言虽然浅俗，却比民运刊物的语言可爱些。民运刊物身处异乡，不受国内语言变革的影响，而且集中谈政治领域的问题，继承了一大套共产党的词汇。特别是在西方而学不到西方媒体客观化的语言，比起国内媒体语言上的发展来，呈现一副落伍相。语言既是个最肤表的问题，又是个最深刻的问题。什么样的语言，反映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民运各刊，应少一点为了反共而反共的心结，多一点冷静、客观及非党派性的追求。《天安门》中那种节制叙述语言，淡化作者的政治立场，让事实本身来说话的风格，值得大家效法。至少，民主各派的刊物中，若能诞生一家摆脱了为反共而反共，为民运而民运，能以客观中性的语言，非党派的政治立场，反映中国各个方面变化的杂志，那将为未来中国的新闻独立、言论自由提供一个良好的范本，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出一个可圈可点的贡献。□

原载《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