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重估”历史？阮铭在北京天安门悲剧六周年将临之际，美国和台、港掀起了一阵为“六四”屠杀翻案的舆论风浪。这两份全球最大的中、英报纸，连续登出泰勒和薛晓光的长篇报道，中心主题是所谓“激进派”怎样使用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挑起中共政府以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们的“证据”是一卷被宣称“从未完整公开”的访问学生领袖柴玲的录音带。这卷录影带是卡玛·欣顿(Carma Hinton)制作的一部三小时的“新文献片”(n ew documentary)《天安门》的“新焦点”(new focus)。《纽约时报》称赞它为那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透视”(new insight)。《联合报》夸奖这部片子是有关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终极之作”。然而据我看来，那不过是一部用谎言剪裁历史的欺世之作。《纽约时报》用来论证的所谓“激进派”的“秘密策略”的“证据”，是泰勒或欣顿曲译的录影带中柴玲的一句话：“How can I tell them that what we a re actually hoping for is bloodshed， the moment when the Govermment is ready to brazenly butcher the people？”而《联合报》的大字标题则是，“纪录片《天安门》披露八九年谈话，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我的案头恰巧有一本《联合报》编辑部编的《天安门一九八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八月修订再版，第四次印行)，王惕吾先生亲赠的。翻开一看，立即发现泰勒和薛晓光在撒谎。第一，泰勒和薛晓光所称那卷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提供了“新的焦点”、“新的透视”的录影带“从未完整公开”是假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早已“完整公开”了那卷录影访问的全文。谁都知道欣顿精通中文又化了五年时间专门搜集天安门事件文献资料，难道竟是无意中忽略了这本发行量巨大，一个月中就修订再版，印行四次，随处都可以找到的旧书里，早已收有被她称作“首次完整公开”的录影访问全文么？薛晓光是《联合报》记者，我记忆中曾报道过学运，吾尔开希波士顿“龙虾宴”的著名报道似乎就出自她，更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报社编的这本书。对照之下，只能证明“完整公开”的是一九八九年《联合报》编辑部编的旧版书，《纽约时报》的“新”引文“新”在断章取义，故意曲译，欺骗读者。第二，一个最明显、最关键的曲译，是《纽约时报》把“期待”译成“hope for”(期望)。柴玲的录影访问原文是：“同学们问我，下一步我们有哪些打算和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後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天安门一九八九》，第二六六页)从前後文看，很清楚这是柴玲对当时“形势越来越残酷严峻”(同上书，第二六四页)的一种估计。这“期待”译成英文，一般是用await，也可以用expect， a nticipate；绝不可以曲译成“hope for”。因为hope for的含义是expect加上des ire(愿望，希望)，作者再引申为引诱政府屠杀的“hidden strategy”，用心颇为险恶。我真想不到美国的“中国通”们竟学会了中国历代专制政权罗织入罪的文字狱伎俩。我手头还有一份美国ABC电视公司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播出的The Kop pel Report节目内容。那个节目Tragedy at Tiananmen中正好有那卷“焦点”录影带的采访者金培力亲自引用柴玲对他说的那句话：“We are waiting for the gov ernment to begin a bloodbath。”欣顿和泰勒硬把第一手采访者用的“waiting for”改为“hoping for”企图制造柴玲在玩弄了“诱杀策略”的阴谋，从而翻“六四”屠杀的案，把屠夫欠下的血债转嫁到他们所谓“激进派”学生的身上！第三，薛晓光很难在译文上玩游戏。她无法把“hoping for”再转译成柴玲的“期望”。因为金培力的录影带中柴玲讲的中文原文早已“完整公开”。那“期待”只能是金培力原来译的，“waiting for”的意思。薛晓光的“焦点”不得不从《纽约时报》的“诱杀策略”转为“道德裁判”，谴责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柴玲的确在录影中讲了“我是上黑名单的人，对政府这样的残害，我不甘心，我要求生。我这样做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会认为我自私。但应该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民主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天安门一九八九》第二六八——二六九页) 出於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和对广场某些消极面的失望，柴玲并不讳言她曾经感到身心具惫，提出辞职，她也曾同意广场指挥部为防备中共“枪打出头鸟”，要求学生领袖隐藏的决定，离开过广场。但当她想到广场上的同学需要她时，就回来同他们在一起。(《天安门一九八九》第二五七页)这种在当时形势的千变万化中想法和做法的改变是不难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薛晓光明知柴玲与学生在广场坚持到最後，并无“逃走的事实”，还要追查她“为什么有逃走求生的想法”，并从而得出 “参加八九学运的这一代学生既无中国传统道德，又无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的论断。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泰勒说他们是以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的忠实的专业标准“重估”天安门悲剧。我希望真能如此。因为天安门悲剧的真相远远没有充分揭露，包括基本事实，事件发展过程及其根源。“忠实的、专业标准的重新审查”，应当去发掘被淹没的事实真相，弄清历史事件的进程，寻找悲剧的真实原因；而不应任意剪裁事实，歪曲事件进程，目的不过是为了论证一群“精英”为自己的政治或“专业”需要设计的某种观念。可惜《纽约时报》和《联合报》(也许还有那《天安门》制作者，因片子尚未推出，暂不论)虽然标榜的是前者，做的却是後者。泰勒把他的三个“New”(New documentary，new focus， new insight)集中到一个“核心”new focus，就是所谓“激进派”或“极端派”学生领袖有一个“秘密策略”——“挑动政府以暴力对付学生”。按照《纽约时报》和《联合报》的“ 重估”，“历史”似乎是这样的： (一)在天安门运动後期，“激进派”学生领袖破坏了“稳健派”见好就收的历史机会，把运动推向“极端”； (二)占据了领导地位的“激进派”有一个“秘密策略”：第一步，激怒政府，诱使政府杀人，“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第二步，等到流血唤起了民众， “激进派”再出来推翻政府，攫取权力。 (三)多数学生自发性抗议示威的“动机”虽毋需怀疑，但他们只是被动利用为激进派领袖诱杀策略的诱饵； (四)中共政府的屠杀虽毋需饶恕，但他们只是中了激进派学生诱杀策略的计，如此一来，邓小平、陈云们说“反革命暴徒”要推翻政府并没有错，倒是赵紫阳说学生运动是“没有超越宪法允许范围的爱国民主运动”错了。此种观念，这群“精英”前几年发表的“反思”文章中早已设计出来，因缺乏证据，影响甚微。这回忽然重新发现金培力访问录影带里柴玲有几句话加上欣顿的“翻译”可以利用，就迫不及待贴上“Three New”广告标签，未等影片公映，先大炒起舆论来了，可惜这恐怕改变不了历史。第一，这个“激进派”学生领袖挑动政府杀人的“秘密策略”根本不存在，纯属Patrick们的捏造。从他们的文章到泰勒给我来信中的辩解，除了反复引用被他们曲译了的那句柴玲的话之外，根本提不出任何事实来说明这“秘密策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因写《邓小平帝国》一书涉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查考过当时所能找到的中英文有关材料。从大量有关材料(包括金培力访问柴玲的中文全文和A BC News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播出的The Koppel Report中引用的英译)中看，在那种急剧变化的紧张形势之下，无论学生、知识分子、党政官员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运动的态度也是变化不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各自都有各式各样的豪言壮语，同时也有程度不同的忧虑和恐惧。至於期待下一步可能流血的估计，从四月下旬邓小平定性学运为“动乱”时就有，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後更形紧迫，并非“激进派” 学生才这样想。至於如此野蛮地动用坦克、冲锋枪、真枪实弹射向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恐怕谁也难以预料。在这种形势下，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对於运动策略和具体操作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争论是公开进行的，留下了大量的记录、录音、新闻报道和每天的大事记。任何人无论彼此观念如何分歧，只要有起码的诚实态度正视事实，都不难看出所谓“激进派”学生领袖诱杀学生的“秘密策略”是不存在的。泰勒们把一卷早已完整公开的录影带冒充他们的“新”发现，再加以剪裁和曲译，制造出这么个耸人听闻的“新焦点”和“新透视”，难道这样的弥天大慌就能改变历史吗？第二，所谓学生运动中“激进派”与“稳健派”的两分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学生领袖们尽管有各种分歧意见，但在维护宪政民主目标和采取和平方式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作出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活动坚持到六月二十日的决定，是为了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依照宪法议处李鹏的非法戒严令。(《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於时间十点声明》，吴牟人等编《八九纪实》467—468页)。泰勒为了摧毁他所谓“激进学生”的 “偶像”，塑造了两个“稳健派”新偶像，刘晓波和周舵，引用他们来批判学生。然而正是这些“稳健派”在学生结束绝食之後，於六月二日下午占据人民英雄纪念碑宣布绝食开始。请问泰勒学生留在广场是诱杀策略，他们在那里又是什么？毕竟刘晓波比泰勒诚实。他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公开了六月四日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前的现场录音带，其中有柴玲的最後话音： “柴玲：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请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在西长安街上，已经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被杀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而你想到没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学都要牺牲。”难道这是诱杀策略么？不，这是“求生”，但不只为自己。一个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要重估历史，最起码的态度是诚实。□

原载《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