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Controversy

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 ——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封从德《北京之春》六月号辟出大量篇幅，讨论八九年五、六月在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学运内部情况，在六年後的今天，难能可贵。作为其中诸多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我首先要感谢贵刊的努力。其次希望能将此探讨深入下去，以便对未来中国的民主事业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好让中国人不再在一个坑里跌两跤。最後，谨就一些基本史实作一澄清。 (一)关於柴玲录影带的三条线索六月三日，在贵社主办的讨论会上(其实我当首先感谢于大海主编和薛伟经理那天的款待，特别是在会上给我的发言时间)，我指出柴玲录影带(我习惯称“遗言 ”，作於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三条内在线索，而柴玲只明说了一条：求生的意志。这一条线索直接与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联。民主与自由，不是求死，而是求生，是争取生命更加充实，更有尊严。柴玲在绝食前的《绝食书》不知激发了多少人的崇高情感。当中，一句话——“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柴玲曾在许多场合，包括“遗言”录像中，一再重复，当年听柴玲这些话而落泪的，不计其数；今天，却有人将柴玲的话前後拼接，论证她是“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要看过录像全文，听她用那么大篇幅谈自己的成长过程，谈父母、家庭，谈与便衣交谈的情况，谈她不甘於十七年的“反革命 ”刑期……自然对此线索了然。 (二)“期待流血”与“掌握权力” 第二条线索柴玲没说清楚：广场上的夺权压力。其实，柴玲“期待流血”指的正是这个情况：高压之下，内部才会更加团结。六四凌晨，屠城之後，学生撤离广场的那一刻，刘晓波对柴玲说：“吾尔开希不是个东西，还是指挥部不错。”柴玲後来，念念於斯，认为六三之夜，终於达成了广泛的团结。因为，就在一周前，即作“遗言”录像的头一天，五·二七“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刘晓波还竭力保举吾尔开希作“人民发言人”——“中国的瓦文萨”，欲形成另一个代表整个运动的最高权力。而吾尔开希则一直力图掌握运动最高权力。比如沈彤在九一年巴黎会议上回忆，五·一九下午在统战部复食，气氛活跃，“ 开希踢碎了三个暖壶。就在这时，开希突然宣布成立广场总指挥部，总指挥全局。我问这总指挥部干什么？开希就说：我当总指挥。我说具体怎么和绝食团协调呢？开希就说：我当总指挥。我说下一步成立总指挥部，怎么组织撤离呢？开希说：我当总指挥。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况下，大家高高兴兴地去广场，边走边在路上说，一定要停止绝食，最担心绝食团不同意。”(《回顾与反思》二零三页)因此，在五·二七联席会议上，开希还嫌刘晓波的褒奖不力，甚至说出他最有“个人魅力”，最有“知名度”云云，来争取作“中国的瓦文萨”。会後，柴玲哭了，对我说，真没想到，参加运动的“精英”和“领袖”竟有这许多私货！第二天，柴玲在录像中，说她不愿将权力交给野心家，指的就是此事。可惜柴玲欲言又止，未将事情明说，反背黑锅。夺权压力的来源复杂又繁琐，为外界难以想象。巴黎会议对此有较充分的讨论(《回顾与反思》二七九——二九零页)，而就在柴玲作录像那天凌晨，还有一些外高联的同学“冲进学生广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学生领袖理论”(见《大公报》二十九日)。广场後期的权力争夺当时报刊有大量报道。其实，当时指挥部夹在撤与不撤之间，是真正的“中间派”。 (三)“离开广场”与“南下计划” 第三条线索，柴玲更不能在录像中明说，是她准备去南方发动“联省自治” 。此议当时虽已有酝酿，但真要实施，却是件十分有风险的事。比起留在广场，万人保护之中，不知危险多少倍。不知情的，以为柴玲说了“不会留在广场”，便是 “自己求生，让别人流血”，未免小人之心。至於少数明知此计划者，还要故意这么推断，真不知安了什么心。那天下午，柴玲作完录像，找到我，要求一道辞职南下，发动自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录影的事——当时柴玲说的就是“作了个遗言”——她亦明白此举之冒险，亦证明她并非要抓权不放，南下亦多少出於无奈。我因为二个原因未同意：一、指挥部刚从北高联接管广场，广场秩序尚未恢复，走不开，轻率离任更不负责，可能导致广场更加混乱；二、联省自治乃政治以至军事行为，可能偏离学运“不参与党派之争”及“非暴力”原则。柴玲见劝不走我，没坚持，晚上还是在三百代表前请求辞职，未准，此後，一直在广场，直至六四凌晨，带领几千同学撤出广场，她与指挥部走在第一排。史迹昭然。哪里是“自己求生让别人流血”！给柴玲作录像的是一个美国留学生(金培力)，事後写了一个回忆，卡玛见过其手稿，对我映证说，金培力作录像时，就已知南下计划，是柴玲在录像时向外对他说的。当时情况已很紧张，卡玛说，金培力是将磁带绑在腿上，才躲过便衣的监视，传到外面的。而复制的另一盘据另一当事人王力同学称，确被公安局抄走。可见，当时情势，不许柴玲在录影中说出她“不会留在广场”的真正动机，导致今日之聚讼，亦柴玲之天真与不慎——她实在不是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呀！ (四)见坏怎么上？见好怎么收？《北京之春》六月号胡平在“回首天安门”中称：“在‘八九民运反思’中，我对激进策略提出了分析与批评”，对於广场後期是否应当撤离，胡平说：“但即便到那时，‘撤’很可能犹胜於‘不撤’，‘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 我“翻阅”了“反思”大惑不解。我们知道，世称“民运理论家”的胡平，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说八九民运之失败在於未能“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九零年三月起，胡平在《中国之春》上发表系列文章“八九民运的反思”，评述此论。当中，他还提到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写的文章，就叫“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他说，当时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下面，具体看胡平当时怎么说： “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接着，九零年五月胡平在文章中又解释说：“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中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以，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则不能胜利，而且到头来仍免不了牺牲，只是徒然地使牺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贵的价值。我当然不是说血肉之躯可以抵挡得过坦克机枪。但是，倘若屠夫(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中国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页)。问题是，若按胡平的策略，见坏就上，死守广场，让市民和学生与中共军队拼死到底，以期待“政局确实有可能出现剧变”，那么，这不正是今天胡平所竭力挞伐的极端激进吗？胡平在八九年的言论，不是比他今天所批判的“激进学生”还要激进千百倍吗？我之大惑不解，此其一。其二，胡平早在六四屠杀前二周(戒严第二天)便已惊人准确地预见到八九民运将出现“血流成河”的“极为残酷”的结局，其政治智商，怕是无出其右，柴玲说“期待流血”，不过是期待在高压下的内部团结，她能想象到的最残酷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四五”那样的“血流成河”，南韩那样的“橡皮子弹”和对她的十七年“反革命罪刑期”(见柴玲录像)；而胡平预见的“血流成河”，有几人在“六四”前想象得到呢？胡平“六四”前有如此残酷的预见，又如此激进地主张“见坏就上”，又凭什么在“六四”之後去指摘别人的“激进”和政治道德呢？怪哉！怪哉！其三，更有甚者，胡平八九年极端的激进，不仅停留在言论上，而且努力落实在行动中。据当时的民联骨干杨巍说，戒严後，民联内部对胡平“见坏就上”的主张深为不安，要他以民联主席的身份，向国内建议撤离广场，却遭到胡平的压制。其一意孤行，正如他在“反思”中所说：“然後我得知了刘晓波等四人计划接力绝食，感到振奋。”(《中国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页)而刘晓波据说也是民联成员，且正好是从胡平所在的纽约，在学运期间匆匆回国的。胡平在广场後期，对“坚持不撤”的片面主张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这些史实，需民联来澄清。 (五)对卡玛质疑的质疑卡玛·韩丁在《北京之春》六月号的文章“对影片《移山》的几点质疑”，引用了大量史料，来论证《移山》之偏颇，很具说服力。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卡玛是第一位仔细参考九一年巴黎会议的学者。巴黎会议由十七位流亡同学在六四後两年，用了八天时间作了一个共同回顾及反思，认真核实了八九北京学运之组织及决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九三年德国莱茵笔会出版了会议记录全文，叫“回顾与反思”。卡玛五六年来，一直致力於拍摄《天安门》，参考了大量资料，可谓八九学运史的专家之一。因此，她在《北京之春》上撰文指出《移山》一片有不合史实之处，分量很重。可惜的是，卡玛引用的史料，也有靠不住的地方。比如说，为了证明李禄用话外音来配当时选举场面是在抬高自己，卡玛说： “事实上，影片中的画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会的临时代表大会的场面”，“可见这次选举是为产生与政府对话的代表机构而举行的。从影片中所包含的学生发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会议是根据原来研究生会的章程进行的，结果是选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机构成员。象这样注重民主程序的选举在八九年的运动中实属罕见。而所有经过某种程序选举出来的学运负责人在运动的过程中都先後被主张更激烈行动的人取代了。尤其是李禄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学选举产生的。” 卡玛这段论证，问题很多。第一，首先时间搞错了，不是四月二十八日，而是三十日。第二，不仅是为了对话，而且是对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团作根本改造，具长期性(补充一句，与後来沈彤、项小吉那个对话团无关，因为沈彤非研究生，项小吉非北大学生)。第三，结果并非“选出了新的代表机构成员”，而是以北大筹委会中的研究生接替原研究生会主席团，比如孔庆东、王迟英、熊焱、王有才、郭海锋、丁小平、张志勇和我。为了说明前面这三点，我们先看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北大研会监委会的公告： “……鉴於目前形势紧迫，决定今天上午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团投信任票。代表证每个宿舍一张，共三百零四张。上午九时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四十四人。投票结果，同意罢免主席团的为二百四十一票，同意选举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研究生成员作为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成员的赞成票二百九十九张。表决有效。要求校研究生会主席团在十二小时内(从上午十点起)向临时主席团移交权力及有关事项。”(“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六十页)。印象中，当时有委托代投票，故投筹委会赞成票的，比实到代表多。接下来，还有三个问题：第四，“象这样注重民主程序的选举在八九年的运动中实属罕见”，卡玛当是漏了说：“据我所参考的资料。”因为，首先，卡玛不是当事人，其次，她是否参考了全部史料，很难说；再次，即便她参考了全部史料，是否涵盖整场运动，更难说，最後，就我的经历而言，类似的选举在八九年并不罕见，相反，“校园民主 ”是学运的首要目标，比如北大四月二十五日筹委会五一改选……因此，卡玛说“ 罕见”，不知何据。第五，接下一句，“所有经过某种程序选出来的学运负责人在运动的过程中都先後被主张更激烈行动的人取代了”，问题更大。更不知卡玛凭什么能说“所有 ”——卡玛的“罕见”论与“所有”论，到底是根据什么研究，凭借什么原始材料做出如此断然的结论呢？那么一大批坚持到运动最後的“经过某种程序选举出来的学运负责人”，怎么能一笔勾销呢？卡玛是专家，此言必有所本，恳此请教。第六，最後一句，“尤其是李禄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学选举产生的 ”，更令我惊讶——卡玛作为八九学运史的专家，怎么能不知当时情势，而象一般人那样想当然呢？比如柴玲，绝非有些人想象的，“在运动後期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正相反，柴玲恰是运动中最早受到外界注意的学运骨干之一。例如，《大公报》四月二十日日引述“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电”：“北大新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发言人蔡凌(译音”说……”。其实，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筹委会上大家推选柴玲作召集人，只是由於我说：“她已不是北大学生”，大家才让她作了秘书长。虽然柴玲当时是北师大研究生，但之前四年她在北大本科，我们八八年结婚後，她也一直同我住在北大，因此，整个运动中，柴玲的群众基础主要在北大，决非一些记者臆想的那样，“柴玲老提北大，是虚荣。”运动中，特别在初期，哪里有那么多名利虚荣？谁又想到运动会发展得如此惊天动地？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只要你敢干，能干，大家自然推选你，名利的东西，只是在後来运动大了，许多人以为要成功了，尤其到了海外有了现实利益，才跑出来的。用名利的眼光看八九学运，我只好说，对不起，这是小人之心。这些情况，我在巴黎会议及一些文章中已有说明，卡玛作为学者、专家，从这次她的“质疑”一文也可看出，她是详细考查了大量史料的，尤其“回顾与反思 ”会议记录。那么，卡玛之引用史料，有如许问题，是她的学问没有做到家，调查研究不深入，还是根本上就不客观公允，明知故犯，同样犯了她所批评的“主观片面情绪化”的毛病？我质疑。 (六)关於五月二十一日从对五月二十一日史料引用的方式上，我更要质疑——卡玛用史料，是否客观公允？胡平在引用第二手材料时是否太着急了？其根本的问题是：卡玛与胡平，是否在故意割裂史实，混淆概念？卡玛引用“回顾与反思”二零七、二零八、二二三、二二四页，张伯笠、柴玲、李禄的话，证明“在从上层渠道得到了军队准备屠城的消息後，他们决定让指挥人员离开广场躲藏起来。”(《北京之春》六月号五十七页) 问题出在“指挥人员”一词的概念含混上。卡玛征引“回顾与反思”，用得那么仔细，不可能没有读到，张伯笠那段话前，头一句便是：“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部分地区戒严以後，绝食团指挥部就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高联这时在广场的介入是非常强的，王超华、郑旭光、梁二，很多人都在广场。相对来讲，绝食团指挥部在广场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 要是卡玛漏掉一次，尚有情可原，但在引用柴玲的话时，卡玛又裁掉了类似的见证，且就在引用的那句话前，我便不能相信卡玛是没有看见了：柴玲前面那句话是：“当时指挥部作出了暂时撤离的决定，认为当时绝食同学已经大部分送到学校和医院里去，绝食团的任务基本完成。” 同样，李禄在《回顾与反思》中也说：“我说，绝食已经结束了，我们的领导时期也已经结束了。”卡玛又没看见吗？还是明知故犯？更有甚者，卡玛接下来引用刘燕的话：“我和开希到了广场指挥部之後，找人都找不着。”并以此来作对照，开希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这个“火种”。此证亦问题多多，首先，五月二十一日，“广场指挥部”根本还没成立，其次，如果刘燕只是口误，而是说没有找到“绝食团指挥部”的话，也有问题，因为绝食团指挥部设在绝食团广播站，刘燕和开希去的是“学运之声”广播站，不存在找不到指挥部人员的问题，刘燕最多只能说“找不到北高联的常委”，因为“学运之声是北高联主要去的地方，而且，凌晨三四点，吾尔开希喊撤退前後，我一直呆在绝食团广播站，没人来找过我。” 最後，也最严重的是，卡玛明知到刘燕所称的“广场指挥部”是不实的，这一点，卡玛在一次电话中，也对我承认了，说她引用时也注意到这个细节。然而，明知不实却还要强行引用，又不作注解，为了证明吾尔开希的英明，以与指挥部作对照，是一时不慎呢，还是偏向一方？——无论如何，卡玛用这种手法引用史料，选料是否公允，论证是否客观？我质疑。卡玛征引第一手材料，还算明智，没下太多武断的结论，只是在选材与论证上有偏颇之嫌；胡平引用第二手材料，急於总结别人的“道德”与“责任”，问题就更大了。例如《北京之春》六月号上，胡平说：“重要的是领袖不能擅离职守而独自求生。其它组织的领袖，由於不负有领导广场的同学们的直接责任，若各自躲避，倒并无不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袖们又怎么能这样做呢？”此话不错，但是，接着，胡平便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个决议，并指责柴玲“身为广场示威者的直接领袖” ，不该独自求生。此言差矣。看来，从九零年三月起，胡平就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要把“让别人流血，却自己求生”的帽子，牢牢地扣在柴玲和指挥部的头上，又在另一侧面，去证明吾尔开希与北高联的合理性。可惜，这次胡平，又搞错了。其上述的论证，只说明他所采用的第二手材料一点也靠不住，说明胡平对八九学运所知有限，他正好把话说颠倒了——因为，五月二十一日的广场上，柴玲和绝食团指挥部，早已随着十九日的复食而不再是“广场示威者的直接领袖”，而在当时够得上这一称号的，实际上正好是吾尔开希和北高联，而广场指挥部之接任，是在五月二十三号。 (七)胡平与斗争哲学胡平在五年前的“反思”中，也有同样的混淆和颠倒，比如他说戒严之前应当“见好就收”，尤其五·一六与李鹏“对话”就应当收，并把帐算到指挥部头上，说没能收是由於指挥部的阻挠。这也是颠倒的。众所周知，正是绝食团指挥部(李禄和柴玲)在五·一九宣布了复食，而北高联的实际运作者王超华和我却是在组织复食的。王超华当时听到复食时，立即在学运之声广播：“现在虽然有一部分同学说复食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同学在坚持绝食。大家一定要坚守，我们要和这些同学在一起，为了保证这些同学的生命健康，为了我们的目的还没达到，我们不能撤。” (“回顾与反思”第二百零五页) 因此，广场上的情况，远远超出了胡平的想象，哪里是“不撤=激进，撤=稳健”这么简单的公式可以涵盖？依此公式，王超华算激进还是稳健？王丹在吾尔开希喊撤退後十分钟，当场宣布开希喊撤，既不代表北高联，也不代表绝食团。王丹是这两个组织的骨干，他又反对开希喊撤，那么王丹算是激进还是稳健？最倾向於坚守广场的外高联主席连胜德，却在六一早晨开记者会宣布撤，也该算稳健派喽！胡平一心一意要在八九学运中寻找“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决然对立，客观上是在学运骨干中制造分裂与敌对，是以为大家都有深重的名利心和惧怕担责任，再用一种断然的二分法来形成二元对立，从理论的深处讲，并没有跳出共产党的 “斗争哲学”，望胡平深思，望八九同学自重。其实，八九学运一点也不象胡平所用的二分法那么简单。比如王丹，该分到哪一边呢？又如我，虽在指挥部，之前也曾是北高联的主席，又该分到哪一边呢？王超华一直在北高联，又真是与吾尔开希意见一致吗？要知道，王超华最初通过北大筹委会去北高联，正是由於柴玲在北大筹委会的引荐；而四月二十九日超华把我从北大叫去北高联，也明说要我以北大常委身份换下开希，而且第二天改选果真换了下来，直到五月六日，我辞职复课。…… 这些情况，希望胡平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後，再来作总结不迟。此谏胡平。 (八)四谏胡平除了胡平二分法的问题以外，我对胡平的史证方法还有三点质疑：第二，“历史假设”问题。对历史能否作假设来展开推论，史学界多取否定或怀疑态度。例如当代知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六四”采访时，便断然否定了对历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别是对“六四”的其它历史可能性的假定。然而，胡平则向来以历史假定或假想为依据，来作推论和总结。如其五、六年前说“倘若屠杀(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是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由此推论，在当时“见坏就上”才正确。又如今年他又说：“撤”很可能犹胜於“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并由此来论证广场上要坚持不撤，便是“激进”，应该负有责任。但是，正是胡平自己的历史假定方法，将他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深渊。比如上述二句假定，便是自相矛盾的：胡平当年假定不撤才好，後来又假定撤了才好，结果是自毁长城，将他处心积虑构想出来的一套“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理论，搞得连他自己也没能自圆其说，不知该如何应用才好。因此，对於历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说绝对不可用，也小心为妙。此二谏胡平。第三，“第二手材料”问题。胡平的理论，除了以历史假定作空谈与假想以外，还有另一面更严重的问题：惯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懒於求证，急於批评。比如九零年三月，“六四”还不到一年，我和柴玲还在国内逃亡，胡平便匆匆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他那篇漏洞百出的“八九民运反思”。当中便对柴玲那个“遗言”作断章取义的评论，乃今日“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之最初版本，是今日渐成气候的声讨柴玲之始作俑者。然而，胡平那么早引用柴玲的话，却从来没有看过柴玲的录像本身！甚至连柴玲和任何指挥部成员，胡平也没有对他立论之论据作过任何求证。这是今年六月三日《北京之春》主办的讨论会上，我当中问知的。胡平如果九零年找不到我们也罢了(当时李禄其实也在纽约)，九二年胡平又将该文放进其巨著《中国民运反思》一书中，并在序言中称他在出版前“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并纠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错误，对文章内容未作修改。”依然对其论据之求证好不放在心上。而那时柴玲就在离纽约不远的普林斯顿！而五年後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门”中对其论证方法还认为“谈不上‘ 断章取义’”，“至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也依然在发文前不去向当事人求证，那么，作为学者胡平是否应该更加严肃一点呢？作为“民运理论家”是否应该更严谨一点呢？此三谏胡平。第四，其实，最令我为海外民运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识。胡平在“反思”中，反复强调“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中国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页) 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功利意识，这种政治化的总结历史之指导思想，导致了“ 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马，也致使该文漏洞百出，而至今还贻害大方。这一指导思想，从胡文一开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说，虽然运动的许多重大事实尚未弄清，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胡平对八九民运(尤其对学运)能作多少回顾，又作了多少，很难说，他实质上作的，恰是总结，而且是历史的总结，这在《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 要自己书写历史，野心也太大了一点，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没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见其“现实功利”与“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太史公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後，没见过要“自己书写历史”的。於是，我愕然，在现代“党史”、“派史”之後，竟然见识了“自己书写的历史！” 我想，我够不上“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也不懂怎么“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条——实事求是。此四谏胡平。 (九)三点倡议因此，我建议：一、适时召集一个讨论会，对柴玲录像、李禄《移山》、卡玛《天安门》作一深入的探讨，由当事人和学者等诸方共同以严谨的态度尽可能地对八九年的历史作些澄清和深入核实。此会建议由《北京之春》发起和主持。二、民运团体成立长期的历史调查机构，长期作下去，至少可以广泛收集“ 六四”死难者的情况，及八九年的一些关键史实。三、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八九学生对史实的整理工作，并予应有的支持。最富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八九年捐给学生的全球上千万美元的捐款，皆落到了形形色色的非学生的政治团体手中，而九一年“巴黎会议”的八九学生只得到八九年捐款中来自全美学自联转交的几千美元，连会议资料也无钱出版，最後由德国莱茵笔会整理出版，竟只印了二、三百本(《回顾与反思》)，且多由几位德国同学捐助！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全球三十位八九同学开电话会议，共同发起一个“八九档案”的全球电脑网络，收集八九史料的计划，望慧者助之。我受大家信托，承担其筹建工作，兹留下我的E-mail地址：han@inf.enst.fr望有心者联络。另，《回顾与反思》，可向如下地址邮购(三十马克)： Lai Yin Forum e.v. c/o Dr. Hu Bo Fleming Str. 127 81925 Munich Germany

原载《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