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片《移山》的几点质疑卡玛最近以来，由於《纽约时报》对《移山》和我正在拍摄的《天安门》两片有所报道，在中、英文新闻界引起了一系列有关的争论。应《北京之春》的邀请，我在这里就一些事实问题作出几点说明。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非盈利性的独立制片人，我的影片和《移山》在制片方针上有所不同。在“六四”事件发生後，中国大陆上只有政府能就这一事件发表官方报道和评论；在海外，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也只能是粗线条、简单化、不完整的报导，而形形色色的运动参与者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也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在整个制片过程中，希望做到不但能尽最大努力澄清事实真相，而且也能给各种没有机会亮相的参与者提供一个舞台。而《移山》一片则仅仅是几位知名学生领袖的自我回顾。另外，在经过仔细与原始资料对照後，我发现该片在叙述和资料片的引用上多处与事实不符，并且有几位学生领袖在该片中的叙述与他们在中文出版物中的说法有相当的距离。《移山》的导演Apted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该片是客观的、理性的、照顾到了各方面的观点的。Trudie(该片制片人——笔者注) 只想拍出一部充满感情色彩的电影来表现人们付出的代价。”(顺便说一句，《世界日报》在翻译《纽约时报》该文时删去了这段话，并非我在这里杜撰。)作为政治宣传片，这倒也无可非议。所有政治宣传品，特别是竞选广告作品，多是片面的、充满感性色彩的产物。搞政治的人无一例外要动员一切对他有利的舆论，同时回避甚至压制对他不利的观点与事实，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要区别在於，民主社会允许其他人对各种政治人物在观点上提出反驳以及在事实上提出质疑。因此，我在这里就《移山》一片在事实上的矛盾之处提出一些疑问。 (一)关於学生领袖的产生经过李禄在影片中说：“我一到北京(四月二十七日)，就去找各大学的学生组织及其核心人物。经过和他们的谈话，我发现很多人想法都一致，即我们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学生领袖来使得运动合法化。在一周之内，许多大学都进行了选举，这样，领导核心就加强了。” 在李禄说话的同时，影片的画面上出现了学生投票唱票的场面。虽然李禄没有直说他自己便是这样选举出来的，但是由於影片将他放在最核心的地位，因此这整个画面和李禄画外音的配合，毫无疑问地告诉西方观众说，李禄这个领导核心成员便是通过这样的程序产生的。事实上，影片中的画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会的临时代表大会的场面，主持人是北大研究生厉伟。黑板上的大字写的是“研究生临时代表大会 ”。根据原始影片，厉伟将会议的目的阐述如下：“以哪个机构来代表我们同政府对话？因为政府现在特别强调合法性问题，我们要选出一个合法的机构拉代表我们去同政府对话。”可见这次选举是为产生与政府对话的代表机构而举行的。从影片中所包含的学生发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会议是根据原来研究生会的章程进行的。结果是选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机构成员。象这样注重民主程序的选举在八九年的运动中实属罕见。而所有经过某种程序选举出来的学运负责人在运动的过程中都先後被主张更激烈行动的人取代了。尤其是李禄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学选举产生的。柴玲本人对此有过非常详细的叙述。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柴玲和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 lip Cunningham)的谈话中有涉及到她如何成绝食团总指挥的这样一段话：“第二天 (五月十五号——笔者注)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这样(以下几个字听不清)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成第一死掉的人。我把这些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象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原意似应是“参加绝食团领导”——笔者注)唯一的资格应该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 李禄本人在《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德国莱因笔会一九九三年出版)中说：“我们既然不是直接选出来的，至少可以直接罢免，可以直接辞职。”(第二百四十页) 至於在当时的运动中是否有可能进行普选，对於在群众运动中通过行动争取群众而得到领袖地位的方式应如何评价，是完全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我并非认为李禄和柴玲没有拥护者，但是，李禄在影片中想给西方观众造成他是民主选举出来的领袖的印象，并且将毫不相干的画面嫁接到他的叙述上，未免有些不诚实。 (二)关於绝食初到广场时的景象李禄在影片中描述了绝食学生最初进入广场时的情景：“我们一进入广场(五月十三日——笔者注)，发现那里空无一人，情况不能比这再糟糕了。”与此相配合的画面，是显得阴暗而空荡的广场。从建筑物的影子的角度来判断，时间是早上。事实上，绝食学生进入广场的时间是五月十三日下午，考察西方媒体的现场录像，在学生到达之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量可观的欢迎人群。他们在高呼口号，等待绝食学生的到来。当学生进入广场时，他们通过的是夹道欢迎的墙，而李禄本人也在绝食队伍中。自然，比起数日後百万群众聚集广场的场面来，这时的人数确实不算太多，但总没有象李禄说的那样：“The square is empty， Nobody was there except us。”不明白他这样说有什么必要。 (三)关於戒严之初李禄在描述完他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婚礼之後，紧接着说：“虽然每个人都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但是没有哪个人想离开广场。”而李禄、柴玲、张伯笠等人共同回忆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在从上层渠道得到了军队准备屠城的消息後，他们决定让指挥人员离开广场躲藏起来。在《回顾与反思》一书中，张伯笠说：“第二天大家就都吓跑了。说我们保命费的问题，就是那天发的紧急行动费。这是二十一日，那天我离开了广场，到了徐刚家。给我们钱後大家就赶快散，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赶快疏散，那天晚上要镇压。但是第二天没有镇压，没有打，天下太平。有人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很好很好，没打，看来没问题。’我们就研究怎么办。後来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是：坚持下去。既然他这次没敢打，以後他很可能就是还打不下去。所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重又回到了广场。”(第二百零七页至二百零八页)柴玲的说法和张伯笠大同小异：“当时指挥部作出了暂时撤离的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又回到广场，发现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第二百二十四页)李禄也说：“二十一日常委会作出决议要转入地下，……”(第二百二十三页)“我同意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保命费，但是我一直没有取。因为那天晚上我结了婚之後就觉得离开广场有犯罪感，所以我把他们都劝走了以後，我自己那天晚上没有走，所以我就没拿保命费。”(第二百六十页)根据香港《新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的报导：“据记者获得的录音显示，……郭海峰表示，作为指挥人员，柴又是总指挥，学生都没撤，提前撤对吗？而柴则说，提前撤是保护火种，……李禄则承认把一千元转去了外头。”不知道李禄到底哪种说法是事实。顺便要提一下的是，吾尔开希同时从另外的上层渠道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这个“火种”，而是其他同学的生命安全。於是，赶紧来到广场。据刘燕在《回顾与反思》中回忆：“我和开希到了广场指挥部之後，找人都找不着。……开希就说‘在这种情况下，请同学们赶快撤到使馆区去。’”(第二百六十四页)吾尔开希此後而被指责为“破坏组织程序”并因此被罢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柴玲在五月二十八日与金培力的谈话中也提到：“就是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造成了很大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後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把他罢免了。” (四)关於戒严後广场的秩序李禄说：“五月二十三日，我们建立了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的 ‘Central Command Post’(中文指的是什么组织不清楚——笔者注)，柴玲是总指挥，我是副总指挥。这大概可以说是整个运动中最恐怖的时期，而且大概也是最成熟的时期。” 当时在北京包括了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在内的组织只有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李禄在这里是否说柴玲和他分别是这一组织的总指挥与副总指挥呢？如果这样，显然不符合事实。另外，根据他们自己的回忆，这一时期是广场上最混乱的时期。柴玲在与金培力的谈话中表示：“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那段时间。”而戒严之後，“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同学这边势必热情要降下去，而且军心动摇，甚至有的同学开始慰问解放军，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是想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们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在笔者对王丹的采访中，他回忆道：“五月二十七号的联席会议上，首先是我们想听一听广场上的情况。当时柴玲和封从德参加了。他们介绍了广场上的一些情况，给我们的印象是比较乱，山头林立，卫生和人员比较混杂。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遍感觉到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而且因为当时这么长期僵持，大家已经开始觉得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建议以整个联席会议为名义当场向柴玲他们建议撤出。当时得到柴玲封从德他们的同意，举手表决，全体通过。在会上就拟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全体通过的。包括柴玲在内。然後我们拿着这个决议就到了广场上去，然後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些记载中反映出来的戒严後广场上混乱的秩序，与李禄在影片中所宣称的那种在他与柴玲的领导下运动的“成熟”是不相符合的。 (五)关於天安门广场的最後时刻柴玲在影片中描述了她所见到的天安门广场的最後时刻：“最後的时刻到了。在离我们一百码的地方，军队、机枪、和坦克向我们逼来。”接下来，柴玲讲了她当时如何给同学们讲了个蚂蚁的故事，之後，她继续描述广场的情形：“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四周阻挡坦克和部队。军队向人们开枪。在看到人们就在我们身边倒下之後，我们才意识到他们用的不是橡皮子弹。有个年轻姑娘举着手挡在坦克前。坦克朝她开了过去，但她没有动，而坦克也没有停。长安街上血流成河。” 根据记录片的习惯，柴玲的叙述只能被理解为她亲眼所见。从她的上下文看来，坦克机枪来到了广场中间，向广场上包括她在内的学生开枪，在她身旁有人倒下，还有个小姑娘被坦克压死，因此，她自然属於屠刀下的幸存者。但是，柴玲本人多次重复，也有多人证明的是，六月三日开枪的当晚柴玲一直在广场中心。而当时与她同在纪念碑上的人没有一个说看见有人在身边倒下。另外，关於那位姑娘被坦克压死的情节，柴玲在《回顾与反思》中却说这是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六月四日我们撤下来以後，我见到一个博士生，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一个小女孩叉着手站在坦克面前说，你要是来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後来坦克就是从她身上压过去了。’”(第二百二十九页)如果说她在逃亡过程中录制的 “我是柴玲，我还活着”中所讲的许多她不可能亲眼见到的事情，例如说工自联的人通通死了等等，是受当时逃亡过程中的疲惫、惊恐、愤怒等情绪的影响，那么在 “六四”已经过去数年，本人状态也已稳定，他是否应该说话更负责一些呢？但也可能这并非柴玲的过错，而是影片制作人剪辑的结果。另外，与柴玲的最後的话向配合的画面，是一个倒在地上，头流鲜血的人。对这段影片资料我是熟悉的。根据西班牙电视台六月三日晚间的拍摄路线考察，这一镜头是建国门桥上军队的装甲车与一辆卡车相撞，有一位骑车人被撞死，亦即画面上的那位死者。因此，这一画面与柴玲关於“挡军车的女孩”的叙述并不相干。类似情形在《移山》中比比皆是。这部影片在处理“六四”屠杀时，将六月三日至五日之间的镜头不分时间地点而是按照人物叙述的需要剪接在一起。其实，共产党在“六四”之後拍摄的“平暴”影片，用的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手法。耳闻者不是不可以发言，但要说明是耳闻。实际上，在东西长安街上亲眼见到开枪、甚至受了枪伤的人是不难找到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以目击者的身份向世界作证。影片中类似的问题不少，由於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只提出这样几点。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共产党杀了人，还要计较这些细节干什么？照此推论，似乎是只要共产党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无论说什么、怎么说都有理。然而，还有什么能够比事实本身更有理有力呢？谎言，无论出自於什么人，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都只能损害说谎者的信誉。而我总希望反对共产党的人比共产党在各方面做得要好一些。李禄在影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一再回忆那些日子，思索我们是否应该在屠杀之前就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我觉得离开与否，後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在《回顾与反思》中，李禄对这种“情况不会两样”的局面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如果我们撤离广场，之间的区别是这个镇压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时认为秘密的屠杀比镇压可能会更严重。”(第三百零三至三百零四页)谁都清楚，当秘密屠杀发生时，针对的便主要不会是街头的老百姓了。这牵涉到中国进步的代价由谁来付的问题。由於本文的目的是有限的，我在这里仅仅指出这一事实，留待其他人对此进行评论。运动的参加者，特别是学生领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一些是因为年轻缺乏经验，一些是共产党多年教育的结果，另一些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我觉得有这些弱点本身是非常可以理解，甚至往往是令人同情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掩盖、认同、甚至赞赏这些弱点。更重要的是，将指出这些的弱点等同於赞成共产党的暴力，这与共产党一贯的强权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多年以来，共产党将自己标榜为全民长远利益的唯一代表，任何人说话都必须“站稳立场”——也就是说，如果有谁不赞成他们的说法，就是站在“敌人”一面。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在共产党或其他什么人划定的虚假的选择范围内二者必择其一。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容纳各种不同的角色，我在拍摄《天安门》的过程中，试图要做的便是尽量使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客观的、理性的、照顾到了各方面观点的”作品。不顾客观的人可以随意编造，而要想客观却谈何容易。固然，我的影片可以增加更多的声音，但是要想在三小时之内要表现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事件不得不进行许多困难的取舍。为了弥补我个人选择中必定存在的不足，在电影拍摄完毕之後，我打算要将这几年我们搜集来的一切影片、文字资料整理成可以对公众免费开放的资料库，从而让公众有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和观察来在更深的程度上认识这次运动和中国的问题。罗勃特·休斯在《culture of complaint》一书中说：“人类追求泾渭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第一百四十二页)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移山》一片虽然是按照西方竞选中的政治宣传品的方式制作出来的，但是它所处的环境与那类政治宣传品却不同。西方的政治宣传要打动的对象是孤疑挑剔的选民和新闻界，同时面对着政治对手毫不留情的挑战。而《移山》这类宣传品的对象却基本上是虽然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但对中国的事情却一知半解的西方观众。因此，《移山》一片所处的环境与共产党的宣传品所处的环境倒有几分相象：它用不着去认真核对事实，以防知道内情的人挑毛病；也不面临政治敌手挑战约束，因为在流亡社会中，一旦有某几个人由於某种偶然的原因占据了显要的政治地位，占有了大大超出他人的资源，公平政治敌手的出现便极不容易。甚至在语言上，影片中的人物除了身处中国大陆的魏京生和王丹外，说的都是英文。事实上，《移山》本身便是少数人进一步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努力，同时也是他们占据了这些政治地位的结果，而许多头脑清醒，具有献身精神的民运参与者反而得不到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在中国问题上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舆论倾斜，对於人们开展关於中国前途的讨论具有非常不健康的影响。即便如此，在哪怕是非常欣赏《移山》的美国人中也有人对该片的理解和李禄的期待有差距。《波士顿环球报》在赞扬该片的文章中写道：“影片中最感人的便是另一位幸存者柴玲在摄影机前声泪俱下的内疚之情，因为她认为也许是由於自己的错误决定使得一些学生丧失了生命。”这位记者并没有认清楚，说那番话的并不是柴玲，而是不同意李禄、柴玲在运动中行为的王超华。当《移山》在波士顿电影节上上映时，一位对中国没有多少知识的美国观众在看完电影後当即说：“那里面唯一一个值得我信任来当政治领袖的人就是王超华，可惜正好她不想当。”可见真假也不是那么容易混淆的。□

原载《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