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王丹作者前言：本文是我在三年七个月的服刑生活即将结束时完成的，它是我三年多反思的结果。现在，距我出狱又有二年了，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感到有一些观点是需要修正的，这将是我这几年的工作之一。但我很愿意先将未作修改的原稿公之於众。一来作为一家之言表达我对八九民运的认识，二来也是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载；三来也作为我在八九民运六周年之际献给那些死难者的一份心愿。五代精英的追求历史是沉重而严峻的。一九八八年大陆理论界流行着一种说法：中国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七十年间陷入了一个怪圈，“怪圈”论的主旨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目的，时隔七十年仍未在中国得以实现。七十年後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为人民和社会利益奋声疾呼的时候高擎的仍是七十年前的旗帜；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走了七十年，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这时的讨论者们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怪圈竟然严丝合缝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连“五四”运动本身也得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中国大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对比“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将是一件很有意义并颇为具备历史趣味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本文将详细讨论的题目。我仅对此提供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以便突出表明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评价八九民运的必要性。我认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於：一、都具备以追求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思潮的理论背景；都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运动的产物；二、都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响；三、都是以学潮为发端，最终扩展为全民民主运动；四、都是以激进的自由知识分子为精神导师和领导力量；五、都在中国迈向民主，文明的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一、“五四”运动出於由现状引发出的对内忧外患的警醒，其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而八九民运则完全是久已郁积的对国内政治现实的不满的总爆发，其矛头指向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後者完全没有前者那种鲜明的民族主义烙印。二、“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面对的是政治高压，而八九民运中的青年学生以血肉之躯抗拒的却是装备齐全的正规军，是电棍，毒气瓦斯，步枪，装甲，坦克和直升飞机。如果说“五四”青年投入的是一场街头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九八九年面对的则是一场小型的现代常规战争的镇压。今天回顾八九民运，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中国本世纪的政治发展轨迹，去探讨它的成因、经过及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八九民运堪称是对中国民主化发展历程的一次历史性总结，最足以证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八九民运中，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五代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发出了同一个呼声，据说学潮初起之时，大陆文坛德高望重的“五四”老人冰心先生就明确表态：政府有错，学生得纠察之。绝食开始後，她又派人将声援的横幅送到广场，上书八个大字：“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她代表了第一代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第二代是曾积极投身於三、四十年代民主运动的前辈，如许良英、王若望、吴祖光等七十岁左右的一批老先生。第三代是成长在建国初期，曾虔诚地信奉马列，而终於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觉悟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代表人物是方励之、王若水、刘宾雁、包遵信、钦本立、苏绍智、张显扬、李洪林等。第四代是成长於“文革”时期的所谓“被耽误了的一代”，他们成了这次运动的灵魂和骨干，严家其、陈子明、王军涛、陈一谘等是他们中的代表。第五代就是八九民运的先锋力量——广大高校青年学生，他们始终左右着运动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吾尔开希、柴玲、王丹、刘刚、王超华等。这五代人囊括了上自九十岁的世纪老人，下到十八、九岁的当代学生的七十年中各代知识分子的群体，从而概括性地勾勒出了七十年来为实现民主自由而前扑後继，奋斗不息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剪影。它向世界昭示了两点：第一，在中国，民主自由仍是需要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努力争取的重要目标。第二，七十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失去信心和斗志，始终不渝地冲击着专制的大门，这种信念正是成功的基础。八九民运为何失败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首先应该明确一下“失败”一词的具体涵义。如果失败是指学生和市民遭到枪炮的镇压，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指“六四”以後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民主派遭到打击，而李鹏为首的保守派重新得势；指八八年以来活跃的政治局面遭到破坏，民主化进程遭到暂时的挫折，大陆民运力量元气大伤而使民运陷入低潮，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失败了。但是如果说失败是指八九民运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指八九民运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破坏作用的话，那么我坚持认为八九没有失败。我们没有必要在措辞上花费更多的精力，重要的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在这里我必须申明，我仅仅是以前一种涵义来谈论八九民运的失败原因。国内有很多人，甚至包括我在狱中数年接触的各类人，在谈到八九民运的失败原因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军队。有人说，“共产党既是用枪杆子打的江山，当然也要用枪杆子保江山；学生手无寸铁，没有军队的支持根本不会成功。”有人说：“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暴力。”在血雨腥风之後出现这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容否认，军队的出动和悍然开枪是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坚决反对这是主要原因的说法，我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澄清的误解，凡是认为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是在於没有掌握军队的人，实际上都是以一个潜在的认识为判断基础，即：八九民运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这是一个误解，它影响了对八九民运的评价和理解，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政府舆论的误导。事实上，我们发起八九民运完全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这不是我们认为政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政权不应用暴力去“夺取”，而应通过程序式民主化去得到；八九民运的目的就是为这个进程起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民主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到政权，而是为全国确立一个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因而可以说，八九民运的奋斗目标中并不包括政权在内，所以它的成败并不以是否掌握军队为转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八九民运的失败原因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只能谈谈我现在思考的结果，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认为，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客观条件不成熟，换句话说，八九民运的失败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内在的必然性任何一次政治运动要想取得成功，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人的思想基础；2、群众基础；3、组织基础。而这三个方面，八九民运的准备都不充足。先说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要想取得历史性的成功，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广大的民众具备强烈的民主的政治意向，这包括民主、自由的价值向往，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水平，政治文化在社会中的发育程度和公民的政治素质等等。在这些方面应该承认，中国的政治精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具备了基础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让人民也具备这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知识界在一九八八年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其标志就是该年发起的新启蒙运动。这次思想领域自发的启蒙运动，其目的就是向国民昭示民主的真正涵义和价值，激发国民追求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热情。它是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但是对於八九年的政治局面来说，新启蒙运动仅仅进行了一年，显得过於单薄和不成熟，它还没有在全国深入地开展起来，还没有焕发起各个阶层的人民追求民主的热情，也还没有认真提普及民主的基本要义。因此，八九民运在理论上显得先天不足。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旗帜上大书着“反腐败”，“反官倒”，“新闻自由”的口号，这些不过是民主的基本操作方式，而有关民主和民运深层次的思考及诉求却少之又少。参加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并未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意义去看待这次运动，而是将其视为十几年来又一次针对某一或若干具体社会问题的不满的爆发，这就削弱了运动的号召力，没能切实地激发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感，对广大参加运动的基层人民来说，由於缺乏民主理论的教育和政治实践中的民主训练，在关键时刻也出现了迷茫情绪和非理性化的精神状态，这些都直接地影响了民运的力量。八九民运的群众基础也显得过於单一化。运动的主力始终是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阶层，这种热情带动了国民情绪，造成了百万人上街的浩大声势。但问题是：在政治运作上，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声势也不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社会中为数最多的两个阶层——工人和农民始终以旁观者、同情者、声援者的身份投入运动，而没能成为学生的同盟力量。更重要的是，民运的成功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後盾。而在中国还未形成一个有自主意识，有组织的中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本来是最应该成为学生的同盟军的，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与他们想确保的经济利益密不可分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双生子，不能说中国的私营经济力量——他们是未来中产阶级的主干——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广场上和学生们得到的捐助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他们，而颇具政治远见的私营经济实体，以万润南的四通公司为代表，更是直接介入民运。但是，这些支持是分散的，缺乏整体优势的发挥所能产生的那种影响，不难设想，如果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并出现了类似全国总商会或各地方商会这样的民间团体，如果这些团体当时能通电全国发动全国罢市支持学生，正如 “五四”运动中上海工商界所做的那样，这将产生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的重大影响。所以，本来应该是工、农、商、学、兵、政六大阶层团结协作的全民民主运动，实际上只有知识群体、学生和部分市民直接投入獠豢杀苊獾卦斐闪耸盗ι闲? 殊对比分明的态势。从组织基础上看，一次政治运动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核心力量。在这一方面，八九民运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比之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但距离历史的要求尚有很远的距离，学潮初起时，各校很快出现了自治会和筹委会等学生组织，学生领袖公开身份领导学运，这是八九学潮的总体水平大大高於以前历次学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学生自治会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一个领导机构的选举监督机制。各校学生领袖大多是在运动初期第一批站出来的学生，他们以热情和勇气，以首创精神形成了感召力，而且团结、凝聚了大批同学，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学生领导力量要走上程序化的正常轨道，需要补充进一批新鲜血液和更有能力的人才，但各校自治组织的领导机构的产生基本上是采用毛遂自荐的方式，没有进行真正的竞选和考核；这个问题发展到绝食後期更为严重，以至於出现了山头林立的现象。这势必影响到学运领导集体的整体素质，而当学运发展成为全民民主运动之後，领导力量的重心也应当相应地转为社会各种力量的综合体，尤其应该发挥富有经验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在五月下半个月时形成了广场态势决定整个运动的发展的状况，而广场上的态势又取决於“广场指挥部” 及绝食学生。遗憾的是，知识界与学生的协调始终由於各种原因(甚至包括个人因素)而没有真正上升到领导层次，知识界总认为目前进行的主要还是学生运动，为了保持学运的“纯洁性”，应该由学生起主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只可起咨询、参谋作用。我不能不坦率地指出：我认为这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也许我没有资格做这种批评，但是我坚决认为这是沉痛的事实。“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成立并运作的，其毫无约束力，成效不大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学生也莫名其妙地对知识界心存戒备，有一种疏离感，下意识地认为知识界对学生有利用的倾向。在这本来双方应该通力合作，共同领导运动的时候，却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领导不统一，严重地削弱了民运阵营的力量。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於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形成领导力量的萌芽和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在知识界已经形成了半公开的自治领导力量，并在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获得承认，在运动的一开始就站出来组织公开的领导机构，在学生自治组织的协调下团结社会各界力量领导运动的发展，我相信会出现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局面的。总之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就决定了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各种问题，并最终没能取得预期目标，我们必须从中认识到，只有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民主会在一夜之间实现，我们必须耐心地从事切实的民主运动工作，积极地为民主的实现创造充分的客观条件。不容忽视的次要因素除了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最主要的原因之外，八九民运的失败还有几个次要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可以说既是客观条件不成熟的结果，也是主观的产物。一、领导决策的失误，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本身也是不客观的态度。在领导学运乃至民运的五十天中，至少有以下三项决策失误是我们应该检讨的。第一，在整个运动中，无论是学生还是知识界都没有重视发动各阶层人民的工作，北大等校派出过南下北上宣传团，但活动范围仅限於高校，全国高校自治会广泛地发动过游行、募捐、演讲活动，但只限於街头，在运动中心的北京，“高自联”始终也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於“五四”运动时北京平民教育演讲团之类的组织，深入工厂、农村、机关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这反应出运动的组织者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自己本身的行动或成败上，没有着眼於运动的长远目标来决定当前运动的形式。这种短视做法的後果是，我们错过了一次把启蒙运动推向深入的大好时机。大部分人民对我们的行动的意义缺乏透彻的理解，即使在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把运动的目标仅限於“清除官倒，反对腐败”上。也许是运动延续的时间太短，五十天中来不及想到这些，但这项工作是做得越早越好，从这一点上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第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尤其是在学运发展成为民运以後，我们没有及时地形成一个全国统一行动的声势。绝食开始以後，在广场上的高校最多时达到三百多所，这是形成全国高校联合行动的有利时机。当时，“联席会”曾委托王军涛、我和刘刚筹组“全国学生联合会”，为此我们曾与“外高联”的同学们开过一次会，但由於种种原因和意见分歧而未能达成协议。在当时那种秩序混乱，头绪纷繁的情况下，要想顺利成立全国性组织确实比较困难，但我们不应当在那一次会议没有成功之後就轻易放弃了努力，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能够花一定的精力和时间促成全国学联的成立，势必进一步壮大队伍，扩大声势，增强逼迫政府与我们谈判的基础，实际上，以当时耐ㄑ都叭嗽绷α可侠此担庥Ω檬强梢宰鞯降摹５谌? 是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我们没有采取灵活机变的斗争策略，一味坚持固守广场，结果拖疲了运动队伍，给当局的镇压制造了口实和可乘之机，学生当时的确十分单纯，把自己的行为仅仅认为是基於理想和热情的一种政治表达，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从事的已经是民主运动，因而也是政治运动。而政治斗争本身是在妥协中求利益的过程，民主运动在中国的胜利更是一个需要耐心和韧性的渐进的过程。但是在当时那种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不少人(包括我在内)头脑发热，以为仅凭热情就可以改写历史，以为历史可以如此轻易地翻过一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责任的躲避，只不过这种躲避是非自觉的而已。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当初发起绝食是没有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在适当的时候撤出广场。实际上，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广场上的力量仅剩下了象征意义，流动人数超过了固定人数，“高自联”和“广场指挥部 ”各自号召不同的学生团体，由於彼此缺乏协调而削弱了整体领导力量。长期固守使运动失去了活力和新的动力，运动必然就会从僵滞状态走向瓦解。时间的拖长使参加者感到困乏，力量分散又使得我们开展各高校理应为广场这块基地开展的协作行动，可以说，当时广场上已陷入了疲软状态。当时联席会曾提出过撤出广场，把运动重心转到校园民主建设上来的建议，可惜未被接受。但是联席会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努力做“广场指挥部”领导人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重大失误。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在五月底撤出广场，是不会出现以後的流血事件的。那样，我们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做一段修整和准备工作，然後以新的、更成熟的方式把前一阶段的成果巩固下来并取得新的进展，至少可以做到各校自治组织的合法改选及存在，知识界整合的组织化等。而这两点的实现必将对中国民运产生极为深远的积极意义。而固守广场，寸步不让，其造成的态势就是逼迫李鹏下台，政府改组。这是一个当时的形势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出於热情对运动的成果期望过高，反而导致运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二、运动脱出了正常轨道。学潮爆发初期，整个运动是比较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的。“四二七”大游行和“五四”游行都是在“高自联”反复开会研究下统一指挥进行的，目标明确，整体行动的步伐也相当一致。但是绝食一开始就出现了形势发展超出人们预料及控制的局面。五月十九日戒严令颁布後，学潮已经转化为全民民主运动，广场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成了民运的象征，很多学生和各界人士在坚守广场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狂热的情绪，以至於出现了“99％的同学愿意撤，但只要有1％的同学反对也撤不下来”的局面。後来当局指责吾尔开希说的这句话是“不民主”的表现，殊不知这正是当时的客观事实。严重的“脱轨” 现象还表现在“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无法真正对广场行使指挥权。可以说，当时左右着广场上几百万名学生的是一种气氛，以至於曾有人开玩笑地说：“一到了广场上就感觉血压升高。”在这种气氛下，很多问题得不到冷静、理智的思考，更为严重的“脱轨”现象表现在：到了五月下旬，绝大部分学生或投身民运的人士，包括大部分领袖人物，都有一种茫然的精神状态，缺乏明确的行动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很有点“跟着感觉走”的样子。到了此时，已经不是我们在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是事态发展在左右我们，这使後期运动有一种盲目性。当时我们提出“军队撤退”，“李鹏下台”，“解除戒严”，“紧急召开人大会议”四项目标，但对於如何具体实施，一旦实施不成该如何办，一旦局势恶化该如何处理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而只是沉浸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中，过一天算一天，这样，整个运动到了後期，已经不再是在一个统一的轨道上有秩序地进行，而成了漫无目的的，似乎无人控制的运动状态。这些“脱轨”现象最终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後果，就是到了六月三日、四日当局动手镇压的时候，学生毫无抵抗之力。当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在“高自联”错误的“空校”号召的引导下自行离校，於是不仅广场上的所剩力量不足，就是在各高校中也没有多少人了。这就造成了众寡悬殊的力量对比。当局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动手的。因此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削弱了我们的实力。如果当时仍有几十万学生坚守广场，且不说军队不敢贸然对有限面积内的密集人群开枪(这几十万名学生在行动上会比街头的上百万市民更有组织，因而更不会给当局以开枪的借口)，即使有序地撤回学校，也可以重新集结力量，坚守各高校校园，争取通过谈判保存运动的成果和有生力量。三、当局出动军队并下令开枪。对这一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至少联席会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对此我们一是考虑不足，认为当局再残暴也不会如此不顾後果，同时也寄希望於上层的权力斗争会阻止军队的插手，当时广场上盛传聂荣臻、徐向前反对戒严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第二也是准备不足，没有制定一套万一军队开枪如何处理的计划，导致真的开枪以後大家不知所措，未能及时组织集体的对付行动。而且从根本上讲，我们这些组织者和发起者在内心中是将这次运动当成一种政治表达的，当然不会想到暴力。非暴力原则和“理性、和平”的口号一直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我们所反复申明。一旦事态恶化，我们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这首先在心理上就使我们感到无法也无力接受，因为这违背我们的一贯宗旨。在对我们进行的审判中，当局一直指控我们组织“暴乱”，意谓以暴力形式对抗当局。这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诬陷。如果我们有以暴力对抗当局乃至夺取政权的想法，那么早在戒严开始之前我们就陆续得到军队有可能武力介入的情报，为什么没有早做准备呢？六月三日在北京街头有不少枪枝弹药流入民间，“高自联”如果真的“阴谋暴乱”的话，为什么非但没有号召把武器集中，组成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反而通知各个路口的学生将得到的武器就地上交公安机关呢？天底下难道会有这种一心要“暴乱”，而又竟然把到手的武器交给对方的傻子吗？显然，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完全没有与当局做暴力斗争的意图。这样，一旦暴力打击来临，学生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在心理上和实际力量上都不具备抵抗暴力的条件。导致八九民运失败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举了。我只想指出：在客观条件不成熟，主观上又存在一些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八九民运能做到当年那种地步，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四种历史意义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八九民运对中国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九八九年将作为历史学家们极为感兴趣的一年载入中国的史册。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多方位的和深层次的。我想，现在也许还不能清晰地全面地看出它的影响。但我认为，八九民运至少具备以下四种历史意义：第一，它拨响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根久已未拨动的心弦。建国四十年来，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计划体制，思想上的一家独尊在中国形成了一张封建专制主义的巨网，它窒息了人的积极性，压抑着千百万颗活跃的心。更为严重的是，本世纪初在中国流传、发展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在本身只存在功利化、中国化的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又落入了专制主义的恶劣的後天环境，因而，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概念非但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在近四十年来日趋淡漠，人民的心灵几乎是在重压下麻木了。不可否认，一九七九年的“四五”运动及其引发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突破，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并未能真正唤起人民对自己的权利的深刻关注。而八九民运以其鲜明的纲领和广泛的发动震撼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民主的迫切性从未象这一次这样激动了人民的内心。在这次运动中，人民争取政治权利，捍卫人之尊严，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意识觉醒了，勃发了。这根心弦一经拨响，必将产生强烈的震动和共鸣，它必将汇成新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追求自由！简言之，八九民运最大的历史意义在於它唤醒了全民的民主意识，从而为民主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一九八九年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的起点，它标志着全民民主运动的复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全民民主运动的高潮，其中最有影响的两次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 ”运动和抗战後期的宪政运动。而八九民运及其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引发的全民民主运动的高潮将成为第三次推进中国发展的大潮。建国以来的历次民主运动，如一九五七年的“百花”运动，一九七九年的“四五”运动，一九八六年的学潮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层次——知识阶层中。而八九民运最终引发的是全民各阶层的关注和行动。通过八九民运，人民必将认识到，专制的力量既然已经到了只有动用正规军队才能维系自身安危的地步，它的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对这一点的明确将成为全民民主运动复兴的精神动力之一。通过八九民运，人民检阅了自己的力量，在运动中，统治阶层中的开明集团，作为先锋力量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支柱力量的广大市民的联盟已渐露端倪，并在百万人的大游行，在全国性的声援潮，在面对枪林弹雨进行的顽强奋斗中显示了它的新生的力量，这将成为全民民主运动复兴的精神动力之二。通过八九民运，人民还清楚地看到，尽管时代在前进，但是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仍对历史潮流的走向视而不见，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会不惜牺牲人民应得的一切。因此，民主的到来将是一个必须为之付出努力的过程，被动的期待只能成为培植专制的温床，人民的权力必须靠人民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将成为全民民主运动复兴的精神动力之三。八九民运昭示出的真理是如此鲜明而深刻，它不会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思。而思考历史是行动的先声。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国社会上的沉默和对政治问题的疏远、淡漠绝不是人民被暴力镇压吓倒的表现——只有最缺乏政治洞察力的人才会仅从社会的表层上看问题，恰恰相反，这种沉默正是暴风雨之前的短暂沉寂，人民需要时间思考，血与火的洗礼使他们在震惊之余决心更新自己的思想。这种思考一旦成熟，必将结出绚丽的果实。那将是民主大潮对专制堤坝的不可抗拒的最後冲击。到那时，人们是会高举八九民运的旗帜的。第三，八九民运为全民民主运动的复兴做了客观条件上的准备。从历史的角度看，八九民运是未来——我本人坚信这是不久远的未来——全民民主运动的一次演习。它首先表现在进行了心理上的准备，这就是我在论述八九民运的第二点意义时谈到的那三点精神动力。其次是中坚力量的准备。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知识界空前勇敢而鲜明地打出了独立行动的旗帜，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为代表，知识界自由知识分子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旗帜。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公开地站到了最前列。在运动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学生领袖，他们作为新生力量代表着民运的未来和希望。毫无疑问，在未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这些人必将成为中坚力量和核心领导阶层。他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八九民运这个“民主的速成培训班”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经受了政治风浪和挫折的考验，为今後更好地投入民主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将更为成熟和坚定。第三是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八九民运中，建国四十年自由知识分子在民主政治上进行的探讨与思考得到了一次集中的表述，并有所升华。从最初提出的“七条”到以後各地先後提出的政治要求，尤其是知识界在多次的公开信和呼吁书中反复重申的各项政治要求，系统地总结了人民的政治诉求，可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主改革纲领，为今後全民民主运动的复兴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第四是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八九民运突出地区别於历次民运的一点就是出现了大批自发的、大规模的、相当正规的民运组织。“高自联”、“联席会”、 “北知联”和北京六大高校的筹委会、自治会都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功能，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不难预料，在未来的全民民主运动大潮中，要想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有高效、民主、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在动员、宣传、决策、组织等各方面把握运动的发展，八九民运为这种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八九民运推进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东欧国家发生了震撼世界、改变历史的剧变，这当然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在八九民运之後紧跟着发生这样的历史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显然，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英勇行动，“六四”之後全世界对中共当局的一致谴责，都从精神上鼓舞了东欧人民对自由的追求，东欧剧变是世界民主化进程中头等重要的一件大事，在其中我们也起到了间接的作用，这使我感到无比自豪。人民不会忘记我在大陆服刑期间，无论是在秦城监狱，还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都听到有人——包括中共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一般的刑事犯——对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页。这使我想起了方励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写历史！是的，我们在写历史，用我们的热血和激情，特别是用了我们的生命写下了中国历史上因为鲜红而格外辉煌的一个篇章。在此我要说，我为此感到无上光荣。在这一篇章中，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在篇首写下四个饱含了艰辛和希望的大字：追求自由！自由万岁这个神圣的口号经由上百万人口中喊出，曾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震动了古老中国的天空。我相信，凡是经历过这一壮观场面的人都会承认——至少是在心中承认——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传统在这巨大的呼声中已经彻底土崩瓦解了，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向统治者发出了警告：民主必胜，专制必亡！作为这次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之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并不认为我能有今天，是因为自己有领袖能力和政治才干。不是，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子上。我所能做的最大工作就是没有逃避历史的重托，也许我干的不够出色，甚至可以说，也许换成另外一个人会更好一些，但是，我毕竟担起过这个责任。不管我的成败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和热情做了历史要求我去做的事。当然，历史从来不是盲目的，我认为它之所以选择了我站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我的个人目标是与全人类、全中国、全社会的目标相一致的，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当我回忆起在一九八九年民运前後我的经历时，不能不深切地感到：一个人，只有当他把个人目标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目标结合起来并为之奋斗时，他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对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及历史意义的分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为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学生和市民的牺牲深表哀痛。但我想，如果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能够使他们的後继者少付出一些生命和鲜血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短暂生命焕发了永恒的光彩。最後必须提到的是，作为八九民运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我始终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中我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我。几年来，这一反省深深地折磨着我的心。那么多同学和市民的遇难成了套在我灵魂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我本来应该是他们中的一个的。现在他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我还活着。我感到生命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我要把所有的生命投入到完成他们的遗愿的行动中去，我想这也许可以说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最大慰藉了。现在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我在八九民运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更重要的是，在以後的斗争中我还将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将努力对得起他们！ “六四”事件中的遇难者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我更不会忘记你们！□ (一九九三年一月於北京第二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