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纪实(四)

4.上书人大常委会

十月十七日才拿到护照，纽约科学院邀请我在九月份参加成立175周年的庆祝活动早就过去了。中国人权将在十二月初召开理事会。我预订了十一月二十七日飞纽约的机票。我之所以还要在南京待一个多月，主要是为了完成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民上书》。

我给江泽民的信中说：如果很快出国，《申诉书》就没有必要发出去了。这话不是真的，因为领取护照受阻才这么说。《申诉书》是早晚要发出去的，而且当时我又在下最後一步棋，开始写作《公民上书》。了。《公民上书》比《申诉书》又进了一步。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持不同政见者吗？那么，我就说说到底有些甚么不同政见。出国之前事情很多，我咬着牙日夜兼程，一定要把它写完。有人劝我，到了美国再写吧。不，同样的内容，写于南京锁金村和写于纽约曼哈顿，意义大不一样。我就是要在天子脚下说给天子听；也是保持为人的一致，不因为在国内慑于压力而不说，不因为到了国外无所顾忌而乱说。

十月二十日，我到上海的美国领事馆签证。领事馆在淮海中路的一个僻静所在。供签证出入的门外，有一条线和一个圆。沿着墙根的一条线，是等待进去签证的人们排的队，绵延三十米；据说，有时长达百余米。门口的人群形成一个圆，是为准备签证打听消息的。从门里出来的人，一看脸色就知道是签上了还是没有签上。没有签上的人，带着失望和遗憾一出门就急冲冲地走了。有的人喜形于色，特别是年轻的姑娘连蹦带跳地飞了出来，门口的人群一拥而上，团团围困，他或她就成了圆心，想走也走不了。人们问长问短，而且还互相探讨，甚么样的条件才能签上。看来那些打听消息的人，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他们对里面的美国签证官都取了外号：大胡子，黄毛。而且还研究了他们的个性：搼大胡子好说话，可别碰上黄毛挃。对于签证官的生物钟也有研究，说是星期一二休息以後刚上班，情绪不高；星期五六想着出去玩，就放松了。这一天是星期二，所以排队的人不算多。

美国领事馆前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有人出租凳子，有人代填表格，有人供应胶水（贴照片用），还有出售饮料等等。收入不错。租一张凳子一元，每天可赚五十到一百元。用一次胶水两角，而买一瓶胶水才三角，至少可用一百次。人们都这么说，要出国的人的钱最好赚。

排队等候签证的人们，因为命运相同，相逢何必曾相识，在一起就大侃艰辛的出国路。我说起领取护照加快也不快，还花了三百元。一位姑娘说：啊呀，老先生，太便宜了，你这是官价，我为这张护照花了八千元，八千！

一位小伙子不像她那样激动，沉着地说：你也算便宜的。我的护照，时间，花了一年多，钞票，花了一万多。我的见识太少，问：怎么花的？他们这才讲起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无非是请客、送礼、塞红包，用糖衣炮弹将把门的哼哈二将、拦路的四大金刚全打倒了。

另一位忧郁的姑娘说：为了出国求学，伤心透了。几次都想不干了，又一想，已经花了多少精力、财力，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吧。

那位沉着的小伙子却爆出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这样的祖国有甚么可爱？真是叫人一去不回头！

我说：祖国还是可爱的。问题是谁代表祖国？可恶的人不能代表可爱的祖国！

小伙子摇摇头，不以为然。他看到我所填的表格上的名字，忽然想起来：喔，郭老师，我在美国之音里听到你和共产党打官司厖。你现在还说祖国可爱，真不简单。

想不到在外国领事馆的墙根下进行了一场关于祖国的讨论。接着又目睹那些自以为代表祖国的人作出叫人伤心的事。

进入领事馆，在见美国签证官之前，还有三道关，都是中国人把守。第一道关是武装警察，检查手提包。录音带、录像带、照相机都不能带进去；户口本也不能带进去，不知为甚么。第二道关是干部模样的人，检查所填的表格。然後通过安全门。表格若有差错，退出门外重填。第三道关是大干部模样的人，先对你打量一番，再用官腔问人：你到美国干甚么？敁以前出过国没有？敁美国还有甚么人？这三道关的中国人，一个比一个凶，盛气凌人，呼幺喝六。坐在里面等待的时间很长，人们不免交头接耳。那位大干部模样的人就厉声斥责：不要讲话了！敁再讲话就把你们轰出去！其实他的声音比谁都大。如有洋人来签证，非但不要排队，这三道把关的中国人都笑脸相迎。申请签证的中国人看在眼里，暗暗地咒骂：洋奴！这些人名义上是领事馆的雇员，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干部。他们的真正任务是管那些到这里来要求出国的中国人。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怎能叫人相信这样的政府是代表祖国、代表人民的？

这一天负责签证的恰好是那个被中国人认为不好说话的黄毛，签上的祗有十分之二。但待人很有礼貌，即使不签还说一声：对不起！表现了对人的尊重。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轮到我的时候倒很顺利，一分钟就办好手续，他还对我说：Welcome to America！

我出门的时候也被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要我谈谈经验。我说：多年来，我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由于我上法院去起诉，才争得这个权利。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谁不许你出国，你就带着这个法律去找他。我讲完後，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跟踪者。

为了准备出国，购物、制衣、签证等等，我多次到上海。每次到上海，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我常常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眼就把那些跟踪者认了出来，有好几个已是熟面孔。他们总是备有两样东西，或是对讲机或是摄像机。走在大街上，用嘴巴对着一个小包讲话，又把小包贴着耳朵听话，你看奇怪不奇怪？显然是用对讲机在进行联络。有的女青年，肩上背个小皮包，不断用手调整方向，那里面是摄像机在工作。他们的动作太蠢笨，当然也是肆无忌惮的表现。我住在弟弟家。我和妻子一出门，对面的弄堂（小巷）里就有人出来盯梢。看样子那里设了一个临时据点，全天候监视。平白无故被人监视，感受到人格上的侮辱。我的弟妇说：光起火来我要去问问伊，盯牢人家做啥？我说随他去吧，说不定还有好处，要是小流氓捅刀子，也许他会上来保护我。有一次，我们去找一个朋友，不愿给人带来麻烦，所以就要想办法摔掉尾巴。後面跟的人一高一矮。走到一处，我忽然停住，对妻子说：那边墙上贴的是道家气功，我们去看看。那两个人祗好继续往前走。到了公共汽车站，妻子说：今天没有人跟嘛。我用嘴一撅，说：在前面。一看，那两个家伙正躲在角落里用嘴对着黑包讲话。汽车来了，我们跟着大家上车。妻子刚上去，我一下子把她拉了下来，车门关上开走了。那个高个子已上车，他和我隔着车窗互相瞪眼。摔掉一个，站上还有一个，用同样的办法他不会上当了。这一回，那矮个子等我们上车以後才上来。我和妻子一个靠近前门、一个靠近後门，他在中间两头张望。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两人突然下车，他在中间挤不出来。车开动了，他和我又隔着车窗互相瞪眼。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我的资格比他们老。当年没有对讲机、摄像机之类的现代化工具，但摔掉几个跟踪者是不在话下的。

在上海比在南京对我盯得紧，而且越来越紧，後来不是从对面的弄堂里跟出人来，而是一下火车就有人在那里恭候了。我坐上出租汽车，跟踪者就钻进一辆早有准备的紫红色桑塔纳轿车尾随。他们不知道还有保护我的人在反跟踪，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53113。以後又见这个车牌的紫红色桑塔纳在我住地周围游动，就知道干甚么来了。我对这种上海景进行了思索，意味着甚么？联想起在北京时听到的秘密逮捕的传说，看来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我的几个神通广大的学生，又从地方上的安全部门得到一些重要信息。南京市安全局已经把我的案子交给上面。假如我失踪了，一定是在上海，因为在南京不敢下手，怕南京大学的学生闹事，而上海是我出国必经之地。所以我在上海，出门都有亲友护送，有时还进行交接班。当时听说高尔泰失踪了（到美国後才知道是出走香港），更加重了我的担心。我知道，人家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我怎样提高警惕，最终是斗不过他们的。如果历史决定中国还要有人出来再一次当李公朴、闻一多，那就是我！

我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公民上书》的。也许这就是我的绝笔，故尽我所有，铺陈纸上。但精神紧张是写不好文章的。想起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与朱光潜先生交往，他赠我一警句：持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文章。此时此刻，体会尤深。现在我就需要有一种超然出世、无所牵挂的态度，才能写好这篇入世的文章。友人送我一盒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录音带，一听顿觉思想放松。于是我到鸡鸣寺、栖霞寺去买了许多佛教音乐和念经的磁带。一听佛经，好像站在云端里观察世事，心境十分宁静。我是一面聆听佛经一面操作电脑完成《公民上书》的写作的。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这个无神论者吸取了有神论文化的营养。

我起诉的时候就料定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正中下怀，我可以逐步升级，不断做文章。本来我想从区级人民法院开始起诉，因行政诉讼法上规定对中央机关的起诉必须是中级以上的法院，祗好减少一次。我的诉讼文书，在内容上，层层引申发挥，在篇幅上，每次翻一番。两份《起诉书》，每份四千字；《上诉书》一份就是八千字；《申诉书》应是一万六，结果突破计划，写了二万五；《公民上书》当有五万字。法院的起诉书、上诉书是有一定格式的，我全不理会，怎么痛快怎么写。有的官方法学家说我的状子不像状子，都是论文。这就说对了。如果我写成论文，非但无处发表，说不定真成了反革命煽动；写成状子，则可以合法流传。不少人还向我请教，状子怎么写，我成了义务法律顾问。我本来想到九点不同政见，《公民上书》写了五点，已达五万字。事情很多，时间很紧，祗好就此打住。这一时期，我日子过得更苦。《公民上书》的最後虽写着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于南京紫金山下锁金村，实际上到我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才改完、定稿。我委托别人打印以後，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寄送给万里委员长和诸位副委员长，同时寄送给江泽民和邓小平。

起初，我想悄悄地行动，所以出国的日期、航班、路线都保密。香港的《南华早报》对我进行采访，我故意施放烟幕，说是圣诞节前离开上海，经底特律到肯塔基看望儿子，然後去纽约。後来发现，我的行踪别人了如指掌，无法保密。我的学生说，干脆都公开，大张旗鼓地进行。我采纳了这个建议，改变方针。香港《联合报》来电话询问近况，我如实地说明处境和行程，最後强调一句：如果我十一月二十七日没有到达纽约，请你们作追踪报道。我一方面诉诸海外舆论，一方面依靠群众保护，同时又给当时领导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写了一封信，提出我的安全问题。最後有一个附注：此信复印件已托人带去美国和香港。如果我遇有不测，则将公开发表。到美国以後，我在发表于《世界日报》十二月六日的一篇文章中声明：现在我已经到达纽约，虽然不太顺利，人总算还是完整的。这封信就不发表了。我是守信义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离开南京。我的友人和学生几十人在大楼前、火车站热烈欢送，还有人陪同我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去虹桥机场，祗有两位亲戚送行。我估计到会有麻烦，航班是九点五十分，我七点一刻就到了。果然，以前认出来的跟踪者的熟面孔都来了，他们周围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前前後後，里里外外，跟着我。我和旅客们一起排队进去的时候，被单独叫出来，打开行李翻箱检查。一位看起来比较负责的人问我：带文件了吗？

没有。

有计算机软盘吗？

有。我拿出四张软盘。

他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隔着玻璃门在外面望着我的亲戚非常着急。

他问：甚么内容？

主要是我打官司的法律文书，还有已经发表过的文章。

他说：我们要检查一下。他拿出去过了一回又来，说：电脑有毛病，留在这里吧。

我说：不行，我要带走。我不相信你们这个大楼里面祗有一台电脑。

他无话可说。出去了一下又来，说：还是打不开。这样吧，我们写个收据，叫你家里的人来取。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出具证明，可以寄给你。我想，主要是那几十万字一时看不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的。我祗好妥协。（後来我弟弟去取时，说有反动内容，要没收。我写信给海关，请他们说明反动内容具体所指，并提供没收的法律根据。他们又改为退内处理，通知我弟弟去领。）其实，同样的软盘有三套，一套请北京的朋友带出国，还有一套交给了比我晚几天出国的南京朋友。我带上一套让他们没收，是为了掩护这位朋友，放松对她的警惕。当他们将我的软盘退内处理时，另外两套早已带到美国，《公民上书》也发表了。中国的官方人士不懂得甚么是现代社会，也不知道那一套愚蠢的、野蛮的办法根本不灵了。

他们又从我的包里查出二十几盘录音带，一看，大部分是佛教音乐和念经，问：你信佛吗？

不信。

这就更要检查了。别人去检查录音带，那位负责人就同我谈谈。

你在南京大学教甚么？

我是教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许我讲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欢迎我去讲马克思主义。你看说明了甚么？我的反问使他为难了，他笑笑。

他问我的经历。说：老革命嘛！

我说：老革命差一点成反革命了。

越说越客气，他自我介绍，叫陈祥伦，是海关的副关长。最後，录音带送还给我时，他说：我们是执行公务，请原谅！

检查完了，两个箱子被翻得一塌糊涂。我不客气地说：请你们帮我整理好。陈副关长命令两个穿制服的人把我的箱子弄好。我又说：请你们帮我托运。他们就去托运。

过安全门的时候，对别人都用仪器，对我却用手摸。上上下下，搜了三遍，把我口袋里的手帕、纸片等等都抖落了出来。仪器祗对金属有反应，他们要在我身上搜的显然不是炸弹之类的东西；但精神上的炸弹又怎能搜得出来。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是最後进入机舱的。门口早有人在那里等着，这一回干脆把录像机拿在手里了。我向他们招手：感谢你们来欢送！即将进入机门，我回头一看，录像机还在我背後工作。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安全部门也落入苏联克格勃的命运，把他们的全程录像拿出来，就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机场的最後一幕，我想和以前不同。以前是我怕他们采取行动，这次是他们怕我采取行动：发表演说？接见记者？散发传单？几十个人拿着家伙对付一个文弱书生，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坐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机起飞、腾空，我一下子感到自由了，此时才觉察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已维持了几十年。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半，我到达纽约。从被剥夺出国的权利到争得出国的权利，是以我的胜利告终。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还是一条艰险的道路。但是，虽然开动了专政机器，终究不敢轻易下手。在现代条件下，合法斗争毕竟比其他的斗争方式更有成效。

*季遵迪也是中国人权理事。我到美国後，常与他一起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和其他人权活动。他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行政诉讼法，还邀我合作共同讲课。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他突然昏倒在纽约街头，不幸身亡，年仅三十九岁。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每念及他和我的交往，对这位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友人常怀由衷的敬意。**我当时不知道，《百姓》半月刊（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这一期，陆铿新闻信《郭罗基获准赴美，临行前特务盯梢》已经披露。後来《探索》（纽约）一九九三年一月号在《郭罗基出国记》一文中又发表了。我本人身边已没有这封信，也好，录此存照。《探索》的文章中说：郭罗基致乔石书，不仅有政治意义，且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政治意义虽失，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犹存。信件已在美国和香港流传，殆非郭罗基和乔石私人所有。公诸报端，亦不悖情理。原信如下：乔石同志：我早就听说，国家安全部已将我列入秘密逮捕的名单。不知是否属实？如果确有其事，我想学毛泽东的腔调讲一句：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今年五月，美国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并向我发出访问院本部的邀请。随後，哥伦比亚大学又向我发出讲学的邀请。我申请出国，虽然遇到种种麻烦，花了整整四个月，总算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在我出国之前，又对我进行严密监视。一方面批准出国，一方面严密监视，这种不协调的现象祗能有一种解释：中国政府是为了装出宽容的姿态，并使我产生麻痹，以便寻找机会动手，干得不露马脚。

昨天，我到上海办事。一下火车，就有三个便衣在那里恭候。今天我出门，又有人紧跟不舍。他们手持对讲机，不断请示汇报，不知要干甚么？我一眼就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把他们认了出来。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资格太浅。他们的动作太蠢笨，当然也是肆无忌惮的表现。无论如何，要好好提高业务水平。我一向主张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实现自由和民主；我还反对党和政府的非法、违法行为。按照现行法律，不可能对我作出处置，所以就会有人想到用卑鄙手段进行暗害。既然是暗害，就不能让人家知道；既然人家已经知道，还有甚么意思？一意孤行，将在政治上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景仰谭嗣同、邹容、李大钊、李公朴、闻一多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果历史决定我要步他们的後尘，我义无反顾。解放前，我就被国民党无锡城防指挥部列入黑名单。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过长江，我才得以逃脱追捕。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由共产党来完成，那就说明我命中注定要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作出牺牲。而十六岁没有作出牺牲，到六十岁再补上，已经多活了四十四年，何足惜哉！（陆铿新闻信中说：我读到这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其悲惨！而铮铮铁骨之士所反映出的民不畏死的精神又何其壮烈！）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管束您的部下，不要胡来。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已得知，干脆就公开。我将在本月二十四日离开南京去上海，乘二十七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赴纽约。我也已通知美国的朋友，如果在这期间我突然失踪或发生意外（例如车祸、中毒等等），他们会立即作出反应。

但愿我能平安到达纽约。

祝我的祖国前途光明！

郭罗基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上海

又及：

此信复印件已托人带去美国和香港。如果我遇有不测，则将公开发表。

十一月二十日寄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