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纪实(三.一)

我的两份《起诉书》早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就已用电脑写好，预定发出的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为甚么？因为这是学期的最後一天。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的一个说法叫做“缓聘”。如果起诉早了，他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马上就聘；到了学期的最後一天，这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有充分的时间将写好的《起诉书》多方征求意见。在南京，我的朋友和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做法，都说“太危险”，“弄不好扣一个‘反革命煽动’的帽子，把你抓起来”。有几位很动感情地劝我、求我，说是一定不能发出去。“你不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家里的人呀！”我非常非常地为难。这种经历从前已经有过。“文化大革命”後期“批邓”的时候，我拒不表态，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还不行吗？”“革命群众”大吼大叫：“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亲身体验。白天，“革命群众”找我开会“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更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现在，我又一次违拗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一意孤行。但後来我上了法院，他们就转为积极支持了。这是善意和恶意的区别。

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不同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准备在将《起诉书》送法院之前先带到北京、带到香港、带到美国，以防在无声无息中被扼杀。

恰好闽琦来南京看我。他和陈子明、王军涛一起，原在民办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六四”以後，研究所被解散、几百万元资产被没收。他逃亡到内蒙，以采药为生。躲了两年多，回到北京，不再抓他了。没有工作、没有户口，倒也自在，所以有时间到外地跑跑。他看了我的《起诉书》，大为赞赏。我就托他带到北京，大量复印，广为散发。他还说，他也要进行合法斗争，告派出所无理吊销户口。

我又通过多种途径、几经曲折把《起诉书》带到香港和美国。

1.起诉

一月二十五日，我将两份《起诉书》用挂号寄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将副本寄给江泽民和邓小平，并各附一信。在南京，我公开散发了几十份。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家就热闹了。我的《起诉书》上有地址和电话。常有不速之客，不为别的，远道而来向我表示敬意。电话也很多。用电话表示者，往往不愿讲姓名，我从来不问。

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高兴，见了我就问：“甚么时候开庭？”还有人说：“我们有几千人要去旁听，把它新盖的礼堂挤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刚搬进新盖的大楼，就在南京大学对门，要是去旁听，祗需跨过马路，十分方便。我对他们说：“旁听可以，千万别‘闹事’；你们‘闹事’，对我就是帮倒忙。”他们相对一笑。

原南京大学的学生、吃了两年官司的陈学东看到《起诉书》後来找我，他为民主运动期间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後悔，表示要学习合法斗争。他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意志很坚决。

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说是全校所有的复印机不准复印郭罗基的状子。大学生们说，不给复印，我们不能用手抄吗？有人告诉我，他至少看到三种手抄本，字迹还很工整。

到美国以後，刘青告诉我，他们在北京约定：谁得到郭罗基的状子，各自复印十份，分发给自己的朋友，依此类推。总共复印了多少，已无法统计。怪不得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打来长途电话，说：“你的《起诉书》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要和你核对一下。”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我的朋友们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有何动静？过了七日，毫无动静。朋友们说，情况不妙。我的估计则相反，我认为法院有麻烦，时间拖得越长对我越有利。

种种内部消息，慢慢地传了出来。

公安部门还是老一套，认为我所散发的《起诉书》的内容是“反革命煽动”，要把我抓起来。中共江苏省委不批。省里的一些厅局长干部是我过去的部下和学生，他们施加了影响：“要说郭罗基是‘反革命’，砍了我的脑袋都不相信！”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又给南京大学党委打电话下指示来了。不久前，他在长春召开了一个“文科清理会议”，部署“清理”文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点了我的名。“郭罗基又跳出来了”，他要求南京大学党委拿我当典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北京发号施令好说，南京大学党委具体执行不好办。我的《起诉书》产生的影响和大学生的情绪，他们不是一无所知，于是请示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国家教委的意见，认为“公开批判祗能扩大郭罗基的影响”，要求南京大学党委通过个别谈话解决问题。报告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电复：“同意江苏省委的意见”。

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们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个别谈话。他们公推党委书记韩星臣出面，韩说：“不行，我说不过他。”又推校长曲钦岳，曲说：“他告的就是我……”最後推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党委常委董健找我谈话。董健在家学了三天法律，拟了一个谈话提纲，又经党委讨论通过。然後，党委办公室的干部打电话给我：“郭罗基同志，党委通知你下午两点来开会……”

我说：“我已经不是党员，党委有甚么权力通知我去开会？”对方无话可说。

又有一位女士来电话，很和气：“郭先生，我是校长办公室的，校领导请您下午来谈谈。”

我问：“谈甚么呀？”

“我还不知道，我去问问。”她去问了又来：“说是谈您的告状问题。”

我说：“告状问题应当到法院去谈。我是原告，校长是被告，有话在法官面前讲。”

她说：“请您等一等。”大概她去转告了我的意思，又拿起电话：“校领导问，您来不来？”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法院通知我，马上就去；到南大谈告状问题不是地方。”

党委以“郭罗基不愿谈”向上交差。董健的朋友告诉我，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英国BBC驻北京记者麦杰斯。我得到您的两份《起诉书》，我们要广播，您同意吗？”

我说：“既然你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起诉书》，也就不必得到我的同意。”

他心领神会，笑出声来：“您回答得很巧妙。”

下午，又有人来电话：“我是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史进德。我的中国朋友给了我两份您的《起诉书》，我想写一篇报道，您是否同意？”

我说：“新闻自由嘛！报道不报道，怎样报道，是你的事情。”

他连连说：“我懂了，我懂了。”

这两个外国人汉语讲得很好。对于我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实问得很仔细。

同一天晚上十二点，英国BBC节目主持人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提了五、六个问题，最後一个是：“在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您认为告状有用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阐述了开展人民护法运动和人民立法运动的主张。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有客来访。一看名片，是新华社驻江苏记者高峰。他说，刚听到BBC的广播。“你告党委，这确实是新闻，所以我也来采访一下。”

我说：“这样的新闻你能公开报道吗？”

他笑呵呵地说：“可以写‘内参’嘛！”

我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上你们新华社的‘内参’，‘参’进中南海，邓小平就点我的名。”

他补充道：“你来南京以後还‘参’过几次。”

我问：“你来采访不会是个人的行动吧？”

“当然，领导上打过招呼。”

我想，是“领导上”派他来摸我的底的，因为这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找我谈话。他问了许多问题，作了详细记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法院不予受理，你怎么办？”他们最怕煽动学生闹事。

我说：“我坚持按法律程序上诉、申诉，但究竟怎么办，还要到时候再看。”我让他们既放心又不放心。

又过了一天，美国之音（VOA）节目主持人东方，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二月二十四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专题节目。先是放我的谈话录音。接着有两位对起诉事件发表评论，一位是《中国之春》的主笔胡平，一位是未透露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後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女学生。这位女学生嬉笑怒骂，言语生动：“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真蠢。他们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关在国内，不让出国，自以为得意。其实是不得安宁。”这一点，大概提醒了中国领导人，後来变得聪明了。他们陆续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出国。但放出国就不让回国，以为从此祸水断流，又过于自作聪明了。这个节目的後半部分更有意思。

东方：“作为被告的南京大学党委和国家教委是甚么态度呢？”电话打到南京大学党委：“你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党委，知道吗？”

“知道。”

“你们党委是甚么态度？”

“我们……我们没有态度，听法院的。”虽然显得很笨拙，还不算太离谱。

电话打到国家教委党委，说是请政工司答复；又打到政工司：“南京大学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国家教委是甚么态度？”

“这个……，这事你问外交部，由外交部统一口径。”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听美国之音，听到这里，不禁哄堂大笑。评语是：官越大越蠢。

东方：“好，我们将打电报给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请他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

後来东方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果真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来了，发言人说：“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们不能代替国家教委来回答。”

BBC和VOA广播以後，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表示声援，还有从陕西汉中的深山和贵州边远地区写来的。《起诉书》的流传，大概主要是在城市。电磁波比文字传得更快、更广。关心我的朋友们兴奋地说：“这下子你的安全没有问题了！”我说：“中国公民的安全要靠外国的舆论来保障，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三月二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三个人，二男一女，向我送达出庭通知，让我签字，颇为郑重其事。但态度友善，其中一位环顾四周，还找一点题外的话说说：“郭教授，你这是文人之家，很高雅。”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已在等候：一位审判长，两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先是例行公事，核对姓名、年龄、地址等等。审判长开讲，解释一下为甚么审理的时间拖得那么长，说是因为法院搬家。对我的起诉，结论是“不予受理”，理由有三条：

一，南京大学党委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

二，作出“缓聘”和不同意出国的决定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

三，国家教委没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我对这三条当场一一反驳，那些意见已经写进了《上诉书》。

我特别针对第一条反驳：“你们讲的这条理由，我早就想到了。我的《起诉书》是两份，你们却没有注意到。我对国家教委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案件，当然适用行政诉讼法。我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本来就不是行政诉讼案件。如果一定要问，这是甚么案件？祗能说是‘共产党违法案件’。我找不到适用于‘共产党违法案件’的法律，祗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法院去解决。你们在不该用行政诉讼法的地方用了行政诉讼法，不是我的起诉不应受理，而是你们自己把适用的法律搞错了。”审判长一下子脸都红了。

我讲完後，他们也没有甚么可讲的了，给我一纸《裁定书》，说：“你上诉吧，上诉吧！”一位审判员提醒我：“注意上诉的日期，十天。”是的，法院违反了程序，裁定超过七日，我无可奈何；如果我的上诉超过了十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作废。

按规定，庭审记录要本人签字。我将记录作了一些修改。书记员愿意再抄一遍让我签字。等待的时候，就进入非正式会谈。法官们都叹起苦来，待遇低、住房挤。审判员中有一位女士，也就是上午送通知的那位，别人指着她说：“一家三代人，还住着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她本人倒是笑盈盈的，并无怨言。他们大概都是清官。我起身的时候，他们都为我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