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纪实（引子）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晨，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参加民主运动

的人们陷入愤怒、不安、痛苦……。

我的研究生、南京市“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

我说：北京传来信息，要全国各地开展“空校运动”，大家离校，抗议镇压。我说

，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错了。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大审判，祗有团结战斗

才能反对镇压。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立即返校，恢复上课，坚持民主，反对

抓人。”他说，现在乱哄哄的，说走就走了，很难说服大家。

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一九八八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

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一

九八八年五月，我去北京，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

”运动七十周年作准备。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

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一九八九年的“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

变的进程为之中断。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

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

”之初，我一直消极观望；思考了几个月，决心积极投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

历史事件的发言权。我对历史的态度，首先是参与，决不旁观；参与之後，再作选

择。

我一再对朱利全讲，要坚持合法、和平、理性的方针。我建议，是否可以开一些讨

论会，讨论讨论：究竟甚么是民主？怎样争取民主？他说：“不行，大家根本冷静

不下来，整天都在等待行动。”所谓“行动”，就是“飞行集会”，高呼口号，上

街游行。有一次，朱利全说，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叫城市陷于瘫痪

。怎么办？我说，这件事不能干。“高自联”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朱利全好不

容易说服大家，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高自联”常委之一陈学东，认

为“高自联”的决议“右倾”。第二天，他擅自行动，带了二百多人把长江大桥等

处一堵，果然南京瘫痪了。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

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我们工人不上

班谁养我们？”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家长责问：“你们大学生不上课，还

不许小学生上课吗？”政策不得不改变，说小学生可以过去，家长不许过去。家长

说“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

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

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食堂将开不了饭了。

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对学生进行劝说

，恢复了交通。

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後台”。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後，我想走上“

前台”。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北京戒严以後

，学生们常问我：军队会不会开枪？我说：不会，至多像一九七六年那样，挥舞棍

棒，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请”出天安门广场。真的开了枪，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我一定要和人

民站在一起，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

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走动不便。我对学生领袖们说：“我搬到南园

（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去住，和你们在一起。”他们都不赞成。有的说：“郭

老师，你年纪大了，……”有的说：“到了这时候，你出来也不行。”他们不给我

找房子，我无可奈何。

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

朱利全又来，向我告别。他也要走了，说是出去躲一躲。第二天，他还没有走出南

京，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除了明令“通缉”者外，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

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从未公布，无法统计。还有，一批人被公安局

传讯，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便衣警察，出入校园；政工干部，盛气

凌人。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

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抓的抓了，走的走了，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

举起民主的旗帜？

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一些热血青年，怀有献身精神，成立了地下组织。他

们请我作“指导”。我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不赞成你们的做法。”我主张公

开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有

时是不计後果的。“六四”以後，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反革命组织”。

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又抓了一批人。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

感到痛心。一天早上，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他说，他要出去流亡了。他的几

个伙伴已经被抓走。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他不在。邻居通风报信，叫他赶快逃

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向南。最後，他感慨道：“甚么事都干不

成了，还不知甚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希

望你和别人多讲讲。”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年轻的朋友，

你在哪里？我祝福你平安！

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从那天以後，翻来复去讲

的有三条：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

约非法、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

要起来护法。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有时，甚么事情都没有

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祗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它曾

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地下活动，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

但它不能改变制度。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

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祗有

法制才能出人权、讲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

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

之的形势。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弄不好又会被打成“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组

织”。祗有人自为战，逐步推动，汇成大海。我不能祗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

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我设计了三部曲：

    一，党内斗争;

    二，行政控告;

    三，法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