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政府血腥镇压消化民运失败教训郭罗基六年前，北京的枪声，惊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枪弹打在人民的身上，其实是打掉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在落後国家——经济不发达、政治不民主的地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失败的信号。罗马尼亚步中国之後尘，政府也用枪弹来对付人民。罗马尼亚人民已经从中国的“ 六四”事件领教过了，听到枪声，继续奋起。结果军队转向人民，倒戈攻打总统府，一党专权顷刻瓦解，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死於非命。罗马尼亚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休止的地方又前进了一步。罗马尼亚产生的震荡导致东欧剧变。东欧的厄运又殃及苏联。社会主义多米诺骨牌的倾倒，中国的“六四”事件是第一推动力。但是始作俑者中国政府逃过了危机，至今没有受到惩罚。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示威，是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尖锐化。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动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党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说成“反革命暴乱” 。这就是从政治风波到流血事件的进行机制。天安门示威是以学生为先锋、工人和市民广泛参与的抗议运动。运动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在天安门前发生的群众运动，诸如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请愿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中国共产党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也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以来对群众运动的镇压。清王朝对“公车上书”没抓一个人；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抓了三十二人，没打死一个人；四五运动虽血洒天安门广场，不过是棍棒交加；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政府调动二十万军队，围城半个月，六月四日以坦克为掩护的冲锋杀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制造了空前的惨案。我们应当怎样纪念“六四”六周年？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一方面，反对政府血腥镇压；另一方面，消化民运失败教训。中国政府制造了空前的惨案，还隐瞒真相。死伤人数究竟有多少？这一简单的事实，六年没有作出交代。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当时的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的报告中说：“军警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难道老百姓没死、没伤一个？联合国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要求中国政府对“六四 ”流血事件作出说明。一九九年一月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才承认：“在整个平暴过程中，共死亡近300人（包括戒严部队的军人在内）。”但大赦国际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军队向抗议示威和旁观的人群开枪时，北京至少有一千人被打死，几千人被打伤。”在国际压力下，江泽民不得不答应公布死伤人数。事後又久久不见音讯，外国记者问及，李鹏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李鹏自以为很机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连 “公布人数”和“公布名单”这两者的区别都弄不清。就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也是谎言，立即遭到死者家属丁子霖的驳斥。纪念“六四”六周年，我们强烈要求揭露流血事件的真相！一旦真相大白，所谓“反革命暴乱”的罪名即将冰消瓦解。常言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流的血太多了，无论是学生、市民流的血还是解放军战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愿以流血解决社会矛盾的蠢举就在六年前终止，今後不要再流血。是否可以血债不用血来还？政府和人民都应进行理性的探讨。在人民中种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解的。如果欠了债不还，人家上门来逼债，那就被动了。还债的方式，先从平反做起。平反，不能象以往那样由中共中央下指示，它是事件的责任者，没有资格充当平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的决定。平反的同时，必须谴责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中三个人同意就可以决定调动军队、实行戒严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还必须撤销事後批准镇压的决议，并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一九九三年六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中国人权（纽约）代表团的《声明》中为平反“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了十点具体要求，现在仍然有效，必须坚持：一，公布“六四”流血事件死者、伤者的人数。二，公布“六四”流血事件死者、伤者的名单（死者家属、伤者本人不愿公布者除外）。三，公布“六四”後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的全部名单。四，释放“六四”後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至今仍在狱服刑者。五，撤销对八九民运人士的通缉令。六，取消因参加八九民运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诸如给予处分、不予毕业、吊销户口、失去工作等。七，抚恤死者家属和伤者本人。八，对被捕、判刑以及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赔偿损失。九，承认人权运动、民主运动的合法性。十，追究“六四”流血事件制造者的法律责任。纪念“六四”六周年，我们强烈要求为流血事件平反！制造流血事件的责任者必须追究，但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罪孽，事情不能到此为止。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不是平反了吗？为什么又出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人们不能不提问：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平反後会不会再发生第三次天安门事件？正是推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邓小平，又制造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角色转换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中又使别人成为受害者。决定毛泽东、邓小平的行动的，是他们背後的制度。两次天安门事件，都是同样的制度在起作用。邓小平的经历说明，制度不改变，受害者也可以成为害人者。制度上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国家权力机关有名无实，实际权力集中在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一党专权，一人拍板，集权者一念之差，就可以作出生杀予夺的重大决策。第二，“党指挥枪 ”，军队、警察、民兵都成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工具。第三，人民权利没有保障，政治权力无法制约。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往往被说成“夺权”，反而成为镇压人民的理由。纪念“六四”六周年，我们强烈要求改变产生流血事件的制度！每逢“六四”，悼念死难者的亡灵，一次一次提醒我们，必须坚持以上三条：揭露真相，平反冤案，改变制度。在大波士顿地区，每年都是由香港民主人权促进会组织纪念活动。作为从大陆来的学者，我向香港朋友们表示敬意！此地也有几位从天安们广场出来的学生领袖，他们却无所作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六年前的民主运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九民运失败了。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於“失败乃成功之母”，死难者的鲜血灌溉了未来民主政治之花。失败本身，不能说有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 ，祗是留下了教训。接着，就应该消化这些教训。如果不能从失败的教训，引向成功之路，一切牺牲都将付之东流。这才是否定八九民运的意义。八九民运是正义的，镇压八九民运是非正义的。但正义的一方并非都是正确的，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思想上、行动上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不正确，这是两条不同的界限。反思民运，批评错误，并不意味着“ 转嫁”中国政府的责任。划清两条界限，就要区分两种责任：制造流血事件的责任和导致民运失败的责任。制造流血事件，还不是“主要责任”，而是全部责任都在中国政府。导致民运失败，也不能说“主要责任”在中国政府，而是在民运队伍自身。如果把民运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中国政府，那么，一旦民运成功也应归功於中国政府，显然说不通。现在的问题，不是发生在“转嫁”流血事件的责任，连责任者中国政府都没有这样做（祗是立场不同，江泽民在西雅图会晤时还强调“采取断然措施是必要的”），旁人更无必要，值得注意的倒是以不许“转嫁”责任为由掩盖民运失败的责任。反思八九民运，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应有的教训：第一，民主的根源何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提出民主的诉求是为了“爱国”。具体的要求是“对话”，“对话”也是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把“民主”和“爱国”联系在一起，是否正确？在西方，近代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从人权引申出来的。为甚么要民主？为甚么要自由？为甚么要平等？归根到底是人之为人的权利。在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并没有从中引出民主的理念。五四运动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是以爱国主义为统帅。正是因为一切都淹没在爱国的激情之中，造成理性的启蒙不彻底。国家尊严、民族独立是需要的，但不是终极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人民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要求独立是为了实现人人所应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一百四十多年後，中国的五四运动呼喊民族救亡，并没有象北美人民的独立运动那样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服务於人的权利，而是把“国”当作最高的概念。历史证明，民主屈从於爱国，所以没有实现，以至几十年後还要一再重新掀起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在行动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理念上还是停留在五四；从民主不是通向人权，仍是通向爱国。七十年後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八九民运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而且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还有一点区别：五四运动在六月三十日以後，从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八九民运的学生对工人和市民采取隔离政策，虽然有一些不得已的考虑，持有排斥态度，总是给人一种印象，好象祗有学生是爱国的。爱国的结果是授人以柄，中国政府反而指责民主运动“勾结国外敌对势力 ”，并以“国”的名义杀人，直到“六四”以後宣扬“国权”高於人权。七十年代末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超越了五四，不再把民主服务於爱国而是归结为人权，并且组织了“中国人权同盟”。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用意之一就是针对西单民主墙“要人权”的呼声。仅仅相隔十年，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和人物被人们遗忘了。我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对於历史和理念都讲得很不够。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不了解前人为民主进行的斗争和所作的牺牲，以为自己是开天辟地的民主斗士。很多人不知魏京生为何许人。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人物任宛丁在天安门广场提出，应当向政府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学生领袖居然予以拒绝，还要同他“划清界限”。八九民运没有继承西单民主墙运动，民主的理念从西单民主墙运动後退了。“爱国民主运动”这一名称表现了对民主的误解。爱国不能产生民主，而且未必需要民主。涉嫌奥克拉荷马爆炸案的美国极右组织打着“爱国”的旗号，就是反民主的。是讲爱国，还是争人权，并非空泛的口号，自始至终决定了行动。运动之初，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长跪不起，要求政府领导人接受请愿书。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涕泪横流。学生代表自以为表现了爱国的忠诚，其实是失去了为人的尊严。运动後期，学生领袖们茫然不知所措。在回答“下一步我们有哪些打算和要求”（不是回答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时，有人居然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祗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要求防止流血的人，被指责为“出卖运动”、“葬送运动”。邓小平说：“不怕流血”，学生领袖说：“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最後，果然流血。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可能不思索其中的相关性。邓小平是扼杀人权的。学生领袖企图以“血流成河”来培植自己的政治资本、加重政治斗争的砝码，也是不讲人权的。当然强调的是爱国，声称“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自然使人想起谭嗣同。谭嗣同虽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为了改革自愿“流血请从我始”。八九民运中有的学生领袖“期待”的是别人流血，“我要求生”，而且不管别人是否“认为我自私”。有一种辩解：不能光看说了甚么，要看事实是甚么。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没有一个“期待流血”的领袖人物流血，而流血的人中没有一个是领袖人物。不爱惜别人的生命和不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样都是不懂得人的价值，缺乏人权观念。民主的根源是人权。首先必须合理地做人，然後才会有合理的社会。所以，离开了人权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法国《人权宣言》中写道：“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中国也要有自己的《人权宣言》。八九民运有许多呼吁书、公开信，可惜没有产生一篇可供广泛传颂的《人权宣言》。八九民运的游行队伍和群众集会中，提出了许多权利要求，但领袖们没有把这些要求集中为人权，而是倾斜到爱国。这一倾斜模糊了运动的总的目的。在运动中，一些人争当领袖而没有尽到领袖的责任。消化八九民运的教训，今後的运动应当叫做“人权民主运动”，而不再是“ 爱国民主运动”。第二，争取民主的手段是甚么？为了达到民主的目的，是不是怎么干都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连“打、砸、抢”也是“革命”的，作伪证还是“革命 ”的。中国人往往如此，以为祗要目的正当，手段就无所谓了。结果总是不当的手段否定了正当的目的。新权威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在於主张用独裁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追求民主，必须运用与之相应的手段，祗有民主的手段才能达到民主的目的。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虽然激烈地反对不民主，自身也没有实行民主。学生组织没有选举和监督的程序，领袖人物的产生是毛遂自荐、自封为王；另一些人不服气，就进行绑架、发动政变。广播站是兵家必争之地，谁能夺取广播站，谁就拥有号令一切的权力。这样的广场指挥部，在北京几十万大学生中是缺乏民意基础的。即使在广场上，议事规则也不起作用。多数人作出的决议，祗要一两个人不同意，就可以一脚踢翻，以至有人说事实上是百分之九十九服从百分之一。。民主要求宽容、妥协。学生领袖还没有学会妥协，而是总想以自己的不妥协迫使别人妥协。所以，不能以民主的精神来协调内部的争论，遇有不同意见，动辄指责别人为“投降派”、“阴谋家”。在不同的学生组织之间，“甚至出现了敌对的情况”。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准确地说，祗是反对不民主的运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尤其严重的是，以反腐败为号召的运动，自身也迅速地出现了腐败现象。在中国，反对不民主常常误以为就是民主。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不民主，自以为代表民主。结果，不过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自以为代表民主。结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权。民主是以法律为保障的。以民主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必须善於运用法律。很难想象，不懂法律、不尊重法制的政治反对派上台会实行民主。目前的中国，不是靠现行的法律就能实行民主，也不能抛弃现行的法律去争取民主；健全法制还要利用已有的法律。八九民运强调“合法、理性”，对於广泛动员群众起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是比西单民主墙运动进步的地方。但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并无合法的依据，追求民主与占领广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主要的方针还是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对政府施加压力，并未转到发挥法律武器的威力。天安门广场树起的民主女神像，使人联想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一手高举火炬，一手紧握法律。这是西方社会以法律保障民主、自由的象征。民主女神象祗有火炬，没有法律；另一只手没有地方放了，祗好两只手举火炬。两只手举火炬，反而举不高。民主女神像确实是一种中国式的象征。消化八九民运的教训，必须以民主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反对不民主的人们首先要实践民主、尊重法制。第三，实行民主的过程是怎样的？假如没有镇压，是不是祗要在天安门广场坚持下去，民主就立等可取？实行民主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西方国家，这一过程经历了几百年。根据民主的原则，不断立法，建立制度、形成程序，才有民主政治的现实；民主政治的现实又培养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习惯，反过来发展民主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可以说，民主是一点一滴挤出来的，不是一阵风刮起来的。八九民运之所以不能“见好就收”，以为一场运动将为中国带来民主，而且又把运动局限在广场，把广场当作“唯一的阵地”，说是失去广场“中国就要复辟 ”了（“复辟”成甚么？生硬地模仿“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至少是把问题看得无比的简单。即使大哄大嗡能得到民主，也祗能在大哄大嗡中运用，而社会生活不可能总是大哄大嗡，因而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用不上，事情又要重新开始。既然必须用民主的手段来达到民主的目的，而民主的实行又是漫长的过程，因此民主化的道路祗能是：利用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可能的民主，去争取更大的民主；利用有所扩大的民主，再进一步扩大民主。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学习民主。一九八九年的运动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九年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六年的学运所不能及的。可见人民的活动空间还是扩大了。如果善於利用，本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活动空间。八九民运失败以後，活动空间反而缩小了。稳步地扩大活动空间，总有一天会发生制度上的变革。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街头运动、广场运动是常见的，对於不民主的政治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但对於实现民主来说，祗是催化剂。民主祗能实现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邓小平身後的中国，也很难避免出现街头运动、广场运动。既然运动很难避免，而实行民主又不能靠运动，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爆发式运动和渐进性过程的关系。消化八九民运的教训，应当将爆发式运动激发出来的热情不失时机地转入渐进性过程。　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了，毕竟是英雄的业绩。八九民运的一代青年是可爱的，是大有希望的。少数领袖人物之所以受到责备，正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代表一代青年。任何一次革命、任何一次运动都少不了“痞子先锋”，对八九民运也不必苛求。许多八九民运的参加者通过反思正在成熟起来。政治上投机、道德上败坏又不思悔改的，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当年我在南京参加运动，我的研究生是南京市“高自联”的负责人之一，後来他被逮捕，我也受到迫害。在运动中，我们深感无能为力。中国政府说运动是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想操纵也操纵不了。“六四”以後，我在公开抗议镇压的同时就开始对民运反思。以上的认识也是我自己初步反思的结果。八九民运的教训是多方面的，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消化失败的教训，必将迎来中国民主运动的复兴。□ (本文为作者在大波士顿地区纪念“六四”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